抗战期间成都地区的进步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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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中共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成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运动的高潮中，广大的知识阶层怒吼起来了。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地区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共创办了进步刊物二十一种（不包括进步报纸）。
这些刊物，动员群众“把四万万奴隶的呻吟，聚成反抗的咆哮”；这些刊物，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这些刊物，提醒人们“坚定提防汉奸、亲日分子以及对抗战消极动摇的人，乘机散布失败情绪”，他们“企图动摇前方的军心，扰乱后方的秩序”；这些刊物，宣扬八路军的胜利，介绍陕北根据地和社会主义的苏联，把它们赞美为“人间的太阳”；这些刊物，对推动四川的团结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声》周刊
1936年11月，在成都祠堂街“开设努力餐饭馆为掩护的车耀先”，积极支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的韩天石、王路宾、胡绩伟、周海文等，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活路》旬刊，可该刊物只出了三期，即因未准立案而被迫停刊。于是，车耀先决定自己出版一个刊物。经过他和彭文龙、薛特恩等人的筹备，1937年1月17日，《大声》周刊就和读者见面了，由车耀先任社长兼编辑，薛特恩任发行人，社址就设在努力餐楼上。
《大声》周刊创刊后，一直处在惊涛骇浪中，总计在一年零七个月内，曾三易其名，四次被查封，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斗争。
《大声》周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初创刊到更名为《大生》周刊，后于同年6月被查封。这一阶段主要是大声疾呼“对内和平，对外抗战”，报道了西安事变真相，揭露了亲日派的汪精卫之流，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全会电》《宋庆龄先生等向三中全会提议讨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案》等。第二阶段是1937年7月，从再次更名为《图存》周刊出刊到1937年11月《大声》周刊复刊后，于1938年8月又被查封。这一阶段，主要根据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和8月洛川会议精神以及党的一些重要文件，积极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争取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而斗争。
《大声》周刊不仅大声疾呼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而且以“大声周刊社”名义联络各界人士，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各项救亡活动。
《星芒周报》和《救亡周刊》
由江牧岳负责的“星芒通讯社”于1937年9月18日出版了《星芒周报》，由胡绩伟任主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与此同时，张黎群、肖泽宽联络进步青年余明等二三十人，于同年9月成立了四川青年救国会，为了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又成立了“救亡周刊社”，出版了《救亡周刊》，《救亡周刊》最初由熊复任主编，后由王世焕、余明主编。1937年11月6日，成都民先队和四川青年救国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联合起来出版了《星芒救亡联合周报》。
1938年3月8日，《救亡周刊》复刊，同年4月5日，《星芒周报》改为《星芒报》（三日刊）重新出刊。《救亡周刊》复刊后，“救亡周刊社”于1938年5月20日改组扩充为“战时学生旬刊社”，出版《战时学生》旬刊直至1940年秋停刊。《星芒报》于1938年8月18日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查封，后于同年11月4日顶替已停刊的《蜀话报》重新出刊，出刊不久，又被查封，接着改出《新民报》三日增刊，也被查封，后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名义出版《通俗文艺》，至1940年8月1日停刊。
《抗日先锋》
《抗日先锋》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编印的刊物，1937年12月出过第二期、第三期，何时创刊不详，共出多少期，尚待查考。它的主要内容是动员广大青年投身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批判“左”倾关门主义，宣传巩固建立不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指出新的历史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
《新时代》
《新时代》旬刊于1937年3月15日创刊后更名为《新时代》革新号，至1938年1月28日，共出版十八期，该刊的发行人为共产党员王文鼎，编辑是郭祖劼。该刊发刊词阐明了这个刊物的宗旨：“本刊诞生任务，第一是唤醒大众，使之认识这新时代的来临，与大众在新时代中所应负的任务；第二是介绍关于救亡运动的各种理论，使大众能深切了解救亡工作的意义与重要；第三是研究各种工作的实际问题与探讨各种工作的应用技术；第四是介绍各种救亡情报，使四川的救亡工作与全国工作联系密切，而收互相观摩之效。”遵循这一宗旨，该刊高举抗战的旗帜，发表了许多观点正确的政论性文章，以多方面的内容和形式，大声疾呼实现国内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竭力宣传对日作战，激励各阶层人民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该刊登载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献，介绍了延安边区的许多情况，并说在那里“见着了一个新中国的轮廓”。
进步文艺刊物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8月《金箭》的创刊，到1944年5月《金沙》的问世，成都地区以反映抗日为中心的进步文艺刊物，除《金箭》《金沙》外，还有《抗敌周刊》《战旗旬刊》《戏剧战线》《文艺创作》《文艺后防》《火炬》《笔阵》等等，它们在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激励大后方人民投身抗战、抨击内部错误思想、揭露敌人的丑恶嘴脸以及介绍国际情况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敌周刊》创刊于1937年11月12日，每逢星期六印发，共出印五期。它发表了《为什么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为什么要长期抗日》等文章。
《战旗旬刊》出版于1937年12月初，由葛乔、沙江和周文主编，为之撰稿的多是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进步人士，如李劼人、黄宪章、胡绳等。
《金箭》创刊于1937年8月，由川大学生陈思龄主编，共发行五期，历时近半年，后被四川省警备司令部强令停刊。《金箭》的文章，胜似冲锋的号角，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卢沟桥》以简短有力的诗句，发出了“把四万万奴隶的呻吟，聚成反抗的咆哮”的号召；《煤矿》叙述了在党的领导下，矿工们纷纷组织起来，投入了“用武装的力量酬答敌人”的抗日行列；《去路》表达了国统区青年不堪苦闷和压抑，终于下定走上抗日战场的决心。这些作品的发表，体现了刊物的指导思想。
《笔阵》原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一个会刊，由叶圣陶和牧野两人担任主编，主要发表会员的一些短小作品，每期只有八页的版面，自第十二期后，篇幅增加一倍，共十六页。它创刊于1939年3月，停刊于1943年4月，整整坚持了四年多。它之所以没有像当时许多杂志那样很快夭折，反而越办越好，影响日益扩大，一方面是由于它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是文艺界众多进步作家支持的结果，像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王朝闻等都相继投稿，叶圣陶、李劼人、肖军等又坚持办刊。
《文艺创作》创刊于1943年8月，时间较后，且问世时间很短，但仍不失为一个有特点的进步文艺刊物。
《文艺后防》是一个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艺刊物，创刊于1938年7月，终刊于9月，为时仅有两个月多一点，共出九期，由刘盛亚、周文、王白野主办。该刊对于一切有利于抗日的事情，总是给予赞扬，同时，该刊还刊载了《江油关》《宁武关》等传统川剧剧本，号召人们共同抵御外敌的入侵。
《金沙》创刊于1941年10月，结束在次年10月，为时一年。由杨向平、屈万风等一批文艺工作者主办。它以翻译外国的小说、诗歌为主，广泛介绍国际上的一些进步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其中包括马雅可夫斯基、托尔斯泰、莫泊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