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教研信息第三期

作者:jyxx编辑时间:2013-05-14 08:57浏览次数:


 
     教 研 信 息
 
 
            第3期

图书信息中心选编                                                                                                                                                                                             2013年5月

 



    

      目               录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2011-2012年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十件大事

 

2013头等大事:农民收人增长超市民

 

医疗社保双路并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这方面的重要任务包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相比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十八大报告中对于社会建设的思路更加清晰、社会管理的任务更加明确、创新管理的要求也更为迫切。十八大报告着眼于全面推进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第一次鲜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战略思想,并具体要求加快形成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这对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反思:寻找社会管理与管理社会中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
   有一项任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有一项工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共鸣。并不算“新词”的“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一大“热词”。
“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社会管理”,面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 “社会管理”被提升至更重要的位置,被寄予更高的期待。
   在群体性事件应急中完善社会管理
2012年7月28日,江苏南通启东市一些民众反对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发生群体性事件,场面一度失控,政府机关被冲击,主要官员被扒掉衣服羞辱,有车辆和电脑被砸。这起事件,距另一起群体性事件——什邡事件不到一个月。
   “群体性事件”这个词,在2008年6月瓮安事件发生后,就不停地牵动着政府和民众的神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呈上升趋势,我们需要在应急群体性事件中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管理。
同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相比,我国社会领域的改革才刚刚起步。这就要求在社会管理领域从思想理念、工作目标、制度体制、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创新、变革和重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
   苏志加的《革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革命》一文指出,从前“革命式的社会管理”或“运动式的社会管理”在政治化的运动背后,社会本身被完全遮蔽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领域开始从政治化的国家中分离出来,突破了建党以来的社会管理路径,进而实现了社会管理的革命——现代社会管理理念的提出。
    2004年6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元年”,随着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实施,各地各具特色、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在不断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夯实着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不过,这场社会管理领域的革命似乎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启东事件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众所周知,南通是全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而启东是南通市社会管理的先行区。早在2003年,启东市就率先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县市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之后,启东大调解工作经验在南通全市推广,奠定了今天整个南通市社会管理创新全国领先的基础。
    启东事件很值得我们深思:到底什么是社会管理?到底该怎样管理社会?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随着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深入推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不断显现,社会管理工作逐渐步入“深水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答。
    从各地的情况看,社会管理创新相当一部分是停留在局部和“器”的层面,如网格化等,表面看起来很有创新的味道,但本质上依然是管治型的社会管理或“运动式的社会管理”,它虽然取得信访量减少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效果,但仍是被动式的社会控制和维稳,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严重不足。
   又比如,目前,包括四川、江西等省份已经出台了关于“十二五”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规划,但遗憾的是,这些规划都被列为国家秘密,不予公开。本来,社会管理规划是关于社会的规划,涉及每一个人,中央也强调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但连规划都不让看,社会怎么协同,公众怎么参与?况且,按照国家关于政务公开的规定,本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重大决策及实施情况组织应当向社会公开。试问,以这样的态度,我们的社会管理能搞好吗?
    社会管理创新的真实涵义,应当是在深化改革的精神统领下,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创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公民,核心是还权力以规范,国家以法律力量和行政力量维护社会整体秩序,在非常态情况下,社会力量自我控制,降低国家运行成本和管理代价。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基本理念。
   一个不能够回避的问题是,社会管理由谁来管?顾名思义,政府不应该是唯一主角。我国早期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了。毛泽东同志曾就社会管理指出, “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办了。”那时,我党高层就提出社会管理有其自身规律,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是很有见识的。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我们决不能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我们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这个体系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党和政府通过这次社会改革,建立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依法限制政府权力,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加快建设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共同治理。
   成立国家“社改委”猜想
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产生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单纯就社会管理抓社会管理没有出路。有学者提议,除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我国应该建立一个类似发改委的职能部门——“社改委”转型的力度,或者更加强化发改委向“社改委”的转轨,从根本上推动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不管这个大胆的想法是不是实际,当前的问题是,社会管理创新在点上的空间越来越小,要将社会管理进一步向前推进,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中央高层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周永康曾坦言,“如何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在2011年末的时候,各地的综合试点地区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一批亮点。当时,高层很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亮点是不够的,还需要搞好规划设计。201 1年12月,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座谈会华北东北9省区市片会在北京召开,周永康明确地表示,各地要统筹发展、民生、稳定,搞好规划设计,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坚持典型引路,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本地实际的社会管理体系。
   此后,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重心逐渐转向整体推进。2012年2月7日,周永康在北京出席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根据大中小城市、县城、乡镇、农村的不同特点,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行整体探索创新,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创造新经验。会上明确把贵阳、深圳、宁波等市作为从整体上推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试点。
   整体规划设计的目标是标本兼治,“十二五”规划中第九篇的标题就是“标本兼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2年7月21日召开的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周永康不仅提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 统筹协调,着力搞好整体规划、加强法制建设、完善体制机制,由点到面、突出重点、远近结合、上下联动抓好落实。”还强调“坚持民生优先、服务为先、基层在先,进一步从源头上、根本上、基础上搞好社会管理,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央对社会管理整体推进提出的最新原则和要求。
   在地方上,社会管理整体推进其实也有不少探索,早在2003年和2007年上海和北京,成立了社工委。2011年,海南率先在全国设立了省委群众工作部,同年8月,广东省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另外,2012年7月12日,《江西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2-2015年)》发布,成为首个全文公开的省级社会管理专项规划。《纲要》提出力争到2015年,基本建成覆盖全省并有序、有力、有效运行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框架体系,促进全省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实现保持“三个靠前”(即: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在全国排在靠前,保持社会治安秩序在全国排位靠前,保持公众安全感指数在全国排位靠前)、确保“四个较少”(即:群体性事件总量在全国较少、刑事案件总量在全国较少、治安灾害事故总量在全国总量较少、进京非正常上访总量在全国较少)、落实“五个防止”(即:防止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情况、防止发生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防止发生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的重大治安问题、防止发生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群死群伤事故、防止发生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案件)、达到“三个提升”(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的目标。
   这些关于社会管理体系的制度设计,为更高层面的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为十八大后开创社会管理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设计一套方案,成立一个机构,出台一揽子计划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协调各方利益,打破体制机制上的束缚,并一以贯之地推进下去。正如中央所要求的,  “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行系统研究、整体规划,一年一年、一届一届地往前推进。要注重观念的转变、要素的集成、资源的整合、方法的改进,努力破解各种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使社会管理在创新中加强、在加强中创新。”
   呼唤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如果说政治领域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有效推进,那么社会领域的改革在此时恰恰大有可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呼唤着社会管理领域大胆改革的“小岗村”。
   社会管理创新在基层,突破在顶层。作为地方政府来说,当下社会管理创新改革的重点,就是如何在政府和各种矛盾之间实现一个缓冲机制的创新,建立一个缓冲地带。 应当看到,政府的社会管控领域不断扩大,主导作用不断加强,带来的是顾此失彼和应接不暇。最应警惕的是,目前政府的公信力已受到质疑,从很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可以看到,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一个矛盾缓冲地带,缺少一个开放公平的沟通平台。在这个缓冲地带中,沟通平台在哪里?如何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答案就是社会组织,或者说第三方,国外把它叫 “NGO”。
   与矛盾直接接触的应该是社会组织,如何让各种社会组织走到前台,发挥他们在群众中的作用,逐渐将政府和矛盾隔离开。政府则提供服务,推进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在体制上相结合,在机制上相融合,这样才能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广东省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放开社会组织登记,原因就在此。
    各地的实践中都在做这样的创新,又比如山东泰安的平安协会等。问题是,在维稳的大格局下,很多社会组织还缺少政府信任,而政府主导下建立的社会组织,又往往不能真正代表社会。
缓冲地带的宽度则取决于我们发现问题的早晚。这就需要我们明确矛盾最为突出的领域有哪些,进行分类管理,并建立风险评估机制。例如启东事件的爆发就是当地政府忽略了在这个特殊的“环保敏感期”与公众和社区的有效沟通,矛盾一旦触碰,就没有缓冲的余地。
   另外,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对象需要重新认识,因为,他们是站在缓冲地带对面的那个群体。未来社会管理的重点对象,也许并不是农民工、下岗职工、失业青年等弱势群体。从目前情况看,这部分人主要的诉求是利益层面的,随着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些问题会逐渐解决。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些大中城市中那些所谓的“白骨精”、中产阶层,他们更加追求公平正义,进而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从一些事件中也可以看到草根领袖的身影。在这方面,北京的楼宇党建,广东基本完成的“两新”党组织全覆盖,都在预示着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正在萌芽中。

布局:以保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这与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一脉相承,再次凸显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而围绕民生改善,当务之急是要加快形成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这对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具体而言,可分为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卫生等方面。也就是报告所要求的,  “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教育均衡发展方面。报告提出,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均衡发展”,也就是说,要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均衡教育投入和资源,避免“锦上添花”,多多“雪中送炭”。在高中阶段教育问题上,与十七大报告“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要求不同,
   十八大报告明确,“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这意味着,除了普通高中教育还将稳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技工学校等也会逐步发展。在学前教育阶段,由于历史的欠账,目前还无法在城乡普及三年幼儿园教育。主要的目标是,在农村普及一年制幼儿教育,在城市普及三年制幼儿园教育。对各级政府而言,主要是增加对农村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扶持城市学前教育,鼓励和支持发展民办幼儿园。
   在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十八大报告明确,未来十年,中国政府的就业方针是,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同时,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报告还把大学毕业生就业定为青年人就业的重点,同时,在十七大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基础上,要求“健全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对促进就业的作用”。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与十七大报告相比,十八大报告新增一段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的表述。报告要求,  “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同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报告重申十七大报告的表达,“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二次分配的关系上,十八大报告明确,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在医保和养老保险方面。十八大报告明确,2020年要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而言,首先是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同时“改革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这意味着,目前卫生部主管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的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未来数年内将会有效整合。同时,目前制度模式一致、保险待遇相似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将与正在全面推行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整合。由于老龄化日趋严重,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历史欠账必将逐步凸显;现行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费率高、效率低、增值空间狭窄等问题也是严峻挑战。针对上述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
    社会体制改革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党的十八大报告围绕着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化改革的科学规划与战略部署。其中,社会体制改革将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围改革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关键点。
    社会体制改革是当前中国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一场新的“社会进步运动”,其意义在于它将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完善,又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因而在当前改革发展中具有特别突出的作用和地位。社会体制改革将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下一步,社会体制改革该如何推进?十八大报告要求,必须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具体而言,是“四个加快”: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其中“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表述,较之十七大报告中,增加了“法治保障”的表述。
   报告还指出,“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同时,“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强化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展望:从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看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
    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应该适时地重点加强社会建设,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这既是“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需要,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是一举托两头的大事。
   2012年9月14日,在国际城市论坛2012年会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推出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正式发布。该书围绕当前社会形势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分析,将社会管理创新这一主题引向深入。
   本书是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总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今后的一个展望。在导论中,该书提出了社会管理科学化与制度创新的十大趋势,其中明确提出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治理结构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实现从“善政”向“善治”转变,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大政府”向“大社会”转变,这三个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互动的过程。
    以社会建设的视角推进顶层设计
在国际城市论坛期间举办的2012年社会形势分析会上,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作了题为“新时期的战略任务是推进社会建设”的报告,介绍了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社会建设的三个阶段以及重点推进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则提出社会管理在认识和实践中存在三大误区:一是刚性“维稳观”,社会管理就是强化政府管控;二是网格化管理被滥用;三是只讲维稳,不讲维权,只讲民生,不讲民主。
   这些问题,是以往“管理社会”思维的体现,就社会管理谈创新本身很难突破。于是,专家学者们疾呼“新的社会需求、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现象,更加凸现出转型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种重要和紧迫,不仅需要基层的经验创造,更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
   如果说,2011年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元年的话,2012年就是社会管理规划元年。2012年,不仅确定了38个整体推进的综合试点地区,四川、江西等地还发布了省级社会管理规划。而在这次论坛上,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就是社会管理需要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统筹规划,方能化解当下的难题。以社会建设的视角来进行社会管理顶层设计,成为解决当前难题的重要理论之一。
    社会建设的研究,国内以陆学艺、孙立平、郑杭生三位学者的理论为主。对于社会管理目前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根据陆学艺的定义,社会建设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龚维斌呼吁,社会建设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二是发展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三是加强社区建设,促进社会融合;四是优化社会结构,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五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完善社会规范体系。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社会建设为重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建设一直是我国发展的中心,GDP增长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不断暴露,社会矛盾日渐尖锐,社会秩序失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群体性事件增加等问题异常突出。
这些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造成的,有学者测算,中国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落后了15年。所以,中国不能够再唯“GDP”,需要切实扭转经济建设单一中心的状态,转而更多地关注社会建设,将社会建设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重要位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而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深刻变化的突破性认识。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概念,即“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2007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列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专题。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要努力建成“五有”社会,进一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们不难发现,我党对社会建设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而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是以改善民生为主要特征。根据学者的观点,中国的社会建设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第二阶段,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第三阶段,我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目前,我们的社会建设正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  “十二五”期间社会建设将逐渐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甚至将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独轮发展,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的双轮驱动。
   社会体制改革可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通过社会体制改革,让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更多惠及于民,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铺平道路、创造条件。
   按照学界的一般观点,社会建设的核心是优化社会结构。但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解决关键的“体制性”瓶颈,确切地说,应该是社会体制的建立和健全。
   体制问题历来是社会进步和公共绩效的渊源所在。体制、制度的完善和进步,才是建设的真正开始。理不顺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无从下手,社会建设就谈不上实质性的推进和突破,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建设必须聚焦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在社会体制上谋篇布局,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现在我国社会体制还很不完善,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体制建设虽然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人们对社会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社会领域发展心存疑虑,在实际运行中被“挤兑”、被弱化的状况十分普遍,甚至将社会体制建设简单等同于社会管理,对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需要配备、提供哪些社会框架支撑,政府如何培育、帮助托起社会领域的体制建设缺乏清晰和准确的总体把握。
社会体制的构成和主要类别应该包括,社会运行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区构成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目前,我们社会体制改革的目光还仅仅停留在户籍制度改革、社区自治等点的层面,我们需要将社会体制建设放到与经济体制建设、政治体制建设、文化体制建设的高度,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一制序列”。
   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将社会建设的动力交还社会,就是要做到“政社分开”,这方面其实可以参照经济领域的成功经验,那就是政府抓两头:一是抓宏观调控,二是进行基础建设在社会领域,宏观方面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分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让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惠及的成果;在基础建设方面就是要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另外,我们的社会建设在企业这个领域相对薄弱,城镇人口的90%以上,最直接的管理者就是企业,如果我们当地党委政府不强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早晚会出大事。2012年9月23日晚,在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厂发生骚乱,当晚两批员工在宿舍外斗殴,规模扩大到最多2000人,警方在24日凌晨平息这场骚乱,部分员工被拘留。这起事件告诉我们,企业实际上是社会建设重要的主体和载体,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个政府、社会、企业共同治理的模式

 

                        2011-2012年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十件大事


       以2011年2月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为标志,社会管理被提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从中央与地方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密集部署,到公众对一个个社会公共事件的网络“围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和行动在冲突碰撞中、在公开互动中一次次被聚焦、一步步走向深化。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科学发展,由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发起,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首都科学决策研究会、国际城市论坛基金会按照创新性、影响力、关注度等因素共同评选出“2011-2012年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十件大事”:
   1.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
   2.郭美美事件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发布
   4.中央综治委更名
   5.乌坎事件
   6.“北京微博发布厅”上线
   7.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四大片会
   8.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9.什邡、启东事件
  10.《江西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发布
 

                           2013头等大事:农民收人增长超市民


         始终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核心,推动农民生活水平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有关中央一号文件及相关问题时,明确提出要在“收入倍增”进程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今后一段时间,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诈力争超过。要从战略上研究采取综合措施,营造有利环境条件,不断开辟就业门路、拓宽增收渠道。”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目前各地开始结合中央精神,把农民增收当成头等事来抓。
    目前,甘肃省已出台了农民收入倍增计划。该省政府办公厅最新印发的《甘肃省农民收入倍增计划(2012-2016年)》,提出到2016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11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从3909.4元增加到8001.1元,年均增长800101元,保持快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势头。
制定一个计划,尽快形成农民收入倍增路线图
    2012年12月25日,农业部新闻发言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我国粮食生产实现 “九连增”,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增幅连续三年超过城镇居民。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开始出现,但农民增收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和瓶颈,增收的道路上还有不少“拦路虎”,实现农民收入与越城镇居民同步增长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前,农民收入每年需实际增长7%左右,这样才能达到翻一番的目标。因此,各地需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必须有新思路和新计划。早在2011年6月,江苏省就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意见》,提出以2010年为基数,剔除价格因素,全省到2017年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其中,农民收入倍增是重中之重,目标是届时农民收入要达到约1.8万元;同年7月,海南省启动 “十二五”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使农民收入突破万元。另外,贵州、安徽、黑龙江、山西等省也制定除了农民收入倍增计划。
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必须赋予农民增收以更高的战略地位,必须有明确而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必须突出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和特点,必须采取战略性综合措施立体化整体推进。可以说,2013年开好局、起好步,制定一个好的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很关键。相信各地的一号文件将把农民增收当成重中之重,形成一个从中央到省、市、县、镇、村的上下贯通的促进农民增收的工作体系。
拓宽三大渠道,农民增收必须不断开拓新思路
根据农业部最新数据,2012年农民多渠道增收格局进一步巩固。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6778元,同比名义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2.3%,高出同期GDP实际增速4.6个百分点。但最近有关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农民增收话题指出,从长远看,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增收渠道还不十分畅通,收入结构还不十分合理。因此,各地必须深入研究农民增收问题,特别是要根据各自地区的实际,大力拓展农民增收新渠道。
   一是拓展农业新功能,让农民在新产业中增收。农民增收离不开农业,要深挖传统农业的增收潜力,同时还要拓展农业新功能,重点发展休闲农业。在这方面,北京的休闲农业发展是全国的一个标杆。据最新统计,北京郊区开展观光休闲服务的农业园已经达到1300个,年接待游客3511万人次,实现收入30.4亿元。北京市编制了《观光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和《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出台了《观光农业示范园的评定标准(试行)》。休闲农业是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联结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的新型农村产业形态,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开发休闲农业,2011年8月农业部制定了《全国休闲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各地要抓住难得的机遇,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加大相关政策的倾斜力度。
  二是占领新市场,让农民在新业态中增收。湖南柑橘滞销、甘肃苹果滞销、山东蔬菜滞
销,农产品卖难是农民增收路上的一大“绊脚石”。为破解“农民卖难,市民买贵”难题,许多农民走出田间地头,在互联网上销售农产品,成为沟通城乡果蔬市场的“农民网商”。随着电子商务、微博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我国 “农民网商”发展迅猛。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发布的《涉农电子商务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初,全国农民网店总数为131万家,农民网商注册人数占比达到10.33%,这意味着每10个网商中就有1个是农民网商。目前较为有名的农民网商要数山西吕梁市临县农民王小帮,2008年进城务工发现农产品商机后回到农村开了“山里旺农家店”,将本村黄豆、红枣等农产品卖到全国。目前王小帮与多个村落签署定向种植收购协议,发挥“辐射效应”带动村民共同致富。2008年创办至今每天能有130多笔交易,每个月成交金额达40多万元。另悉,从2012年12月开始,广东省团委在半年内培训1200名农村信息化青年成为新型“农民网商”,推动他们集中开办1200多家“农家网店”,带动全省农村青年走信息化创业致富道路。
   三是发现新方向,让农民在创业中增收。目前,农民收入中很重要一部分是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是外出务工收入,各地在劳务输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农民单凭打工收入还很难与市民收入同步增长,还需要引导农民进行创业,依靠带动效应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加快增长。2012年年底,重庆举办为期两周的优质家禽养殖创业培训班。据介绍,这是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班之一,此前还举办了果树、山羊、蔬菜等五期创业培训班,极大地提升了农民工的创业技能和创业成功率。同一时间,农业部举办了首届全国农民创业管理人员培训班。近百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吉林、江苏、浙江等15个省(区、市)乡镇企业管理部门、全国农民创业工作联系点以及部分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园区)、高校和企业的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作为扶持农民创业的重要形式,很多地方建立了农民创业同区,吉林省以“政府扶持、社会参与、企业运作”的工作模式,到2011年末,共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115个,直接扶持创业1506人,带动就业2.5万人。
创新五大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的红利
   实现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最关键的是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各地不仅要建立城乡统筹机制,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扩大直补范同,调整财政投入结构,而且要构建为农服务机制,加快服务体系建设,培养新型农民,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改革建立农民增收的保护机制,让农民共享改革红利。
创新经营机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0年关注“三农”问题,主题就是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即要加快农业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要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将为农民增收提供难得的机遇,关键是各地要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让农民不离乡不离土就能持续增收。
   建立共享机制,不断加大惠农政策扶持力度。2013年中央将继续稳定农作物良种补贴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规模,稳步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试点。健全农资综合补贴政策,落实农
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同时,积极推进种粮大户补贴试点,扩大补贴试点范围。此外,要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健全主要农产品补贴和收储制度,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
建立补偿机制,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比例。一是加大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主要内容是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更加突出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让农民更好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二是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扶贫攻坚,要重点加强低收入农民的增收问题,实行包村包户制度,尽快补齐短板,实现农民整体同步增收。 
   建立转移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今后,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体制,要探索培训、转移、输出一体化模式,关键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快建立工资保障、就业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收入不“打水漂”。
建立保障机制,构建农民增收工作体系。协调、有序、高效的工作机制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保证。今后,要把农民增收作为政府核心目标,关键是要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并加强目标考核和督促检查工作,加强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制定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新对策。

医疗社保双路并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健康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需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基础。国际上,通常把反映居民健康状况的人均预期寿命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的核心指标,把消除重大疾病危险作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从国内看,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基本解决后,对健康指标的要求、对医药卫生事业的期待越来越高。还要看到,我国人口多、生产力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提高医药卫生事业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有效性,解决好广大群众的健康问题。因此,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推动发展,都要始终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12902万,8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参险人数翻番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8392万人,比2010年末增加2685万人,比2003年年末增加12902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74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19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47291万人,比2010年增加4028万人,比2003年增加36396万人。
614元,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月人均水平增长近1/4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12月29日消息,2011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4亿人,比2010年末增加940多万人,较2003年增加3944万人。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透露,失业保险全年基金收入923亿元,支出43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1.9%和2%。基金结余逐年增加,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2011年,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月人均水平达到614元,增长24%。
全民基本医保制度基本建立
   截至201 1年底,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3项基本医保的人数已超过13亿,覆盖了95%以上的城乡居民,织起了世界上最大一张基本医疗保障网。二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到2011年7月,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施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按照规定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行零差率销售,基层群众用药负担大幅降低。三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建成,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加强。四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力度加大,10类4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
   向城乡居民提供。各类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累计覆盖近2亿人。五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积极推进。在17个国家联系试点城市、37个省级试点城市开展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在311个县级医院推进了综合改革试点。社会办医得到鼓励、引导和发展。
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逐步走上科学轨道
   一是卫生事业不断壮大。2011年,全国卫生机构达95.4万个,卫生人员达861.6万人,每干人口卫生技术人员达4.37人。二是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显著加强。3年来中央投资支持了2200多所县级医院、6200多所乡镇卫生院、2.5万多所村卫生所和2300多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近年来,有36万名基层机构在岗人员参加了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为中西部地区农村免费培养了医学生1万多人。三是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高。3年来中央投资支持了2900多个县级卫生监督和急救机构、2200多个县乡计生服务站、500多个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建设,以及4500多个中西部县级卫生保健机构的设备购置。四是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逐步增强。近5年,政府对卫生的投入累计超过2万亿元,比前5年增加2倍。专业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初步实现公益性运行。五是基层群众在卫生改革发展中明显受益。全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从2002年的57.7%降至2011年的34.9%,居民负担明显下降。
    国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
    2000-201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1.4岁提高到74.8岁;2002-2011年,孕产妇死亡率从10万分之51.3下降到10万分之26.1,婴儿死亡率从29.2%。下降到12.1%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34.9%。下降到15.6%0。我国已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健康的指标,居民健康水平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
体育产业化蓄势待发
   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体育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在坚持体育事业公益性、加快发展体育事业的同时,对发展体育健身市场、开发体育竞赛和体育表演市场、发展体育用品业等体育产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成效。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对拓展体育发展空间,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培养体育人才,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生活质量和竞技体育水平,促进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大力发展体育健身市场。在不断加大投入,加强城乡居民基本体育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培育体育健身市场,培养群众体育健身意识,引导大众体育消费。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加强群众体育俱乐部建设;积极稳妥开展新兴的户外运动、极限运动等项目的经营活动,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健身项目,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市场开发、推广。
以上信息均来源2013.1《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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