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教研信息第二期

作者：jyxx编辑时间：2015-11-09 09:08浏览次数：

教 研 信 息
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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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亚投行
 
 
“亚投行”的时代意义
——世界权力体系转移及中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张文木
“亚投行”及其对世界瞬间产生的巨大影响，让我们觉得有些突如其来。命运之神如此眷顾中国，以至国内有文惊喜：“亚投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欣喜之余，我们还要冷静，应该对它的利弊风险做一个评估。
一、世界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
总体来说，亚投行的设立对中国是一次机遇，同样，这也是历史发生转折的标志：标志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及与此相应的权力体系正在发生着转移。至于转移的方向，有可能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的，也有可能是以英国为牵引的欧洲。
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衰落步入世界霸权的行列，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12月，45个国家或政府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称世界银行）。1945年12月，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这标志着以当时拥有世界70%的黄金储备的美国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作为唯一法定货币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作为重要的顺差国，为基金组织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相应地也获得了一票独大的决策权”，世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半个世纪后，历史大潮的涨点移至中国。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国、加拿大、日本之外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根据现有章程，亚投行投票权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所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区域外非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有的25%。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投票权将通过GDP、人口等一系列指标来决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截然不同。这些原则将中国置于亚投行中的关键地位。
当年国际权力向美国转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从林肯统一美国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今天面临的形势是欧洲起来了，美国倒下去了；美国倒下去不是受到别国的打压，而是被自己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拖垮的。与美国相比，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要顺利得多。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到今天亚投行建立，中国几乎没有遭遇战争遑论世界大战。从未来的形势看，今天的中国更处“涨潮之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权力体系基本是由国际资本尤其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垄断和主导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随后的一段时期，国际垄断资本是工业托拉斯和金融银行家的资本结合，关于此可以读读列宁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但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是不同的。马克思说：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形态中。
荷兰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自尼克松之后，美国的华尔街商业金融资本与黄金脱钩由此导致美国的托拉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分离并使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工业资本开始屈从于商业金融资本。美国底特律的衰落发生在奥巴马启动的“再工业化”时期，这说明：今天的工业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这是资本向“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的返祖，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也是资本主义进入最腐朽阶段的标志。我们说“腐朽阶段”并不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创造能力，而是说它的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
随着美国的衰落，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在华尔街的参与下，华尔街正在将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价值向其他币种转移：狡兔三窟，有可能是由几种货币最终过渡——经过亚投行的“暗度陈仓”——到一种货币，政治上考虑，这个最终货币可能就是英镑。亚投行瞬间火爆，近六十个国家参与，没有华尔街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于目前世界资本开始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节奏，我们要多问一下为什么。如果这个过程完成，届时国际力量重心也就完成了脱离美国的转移。至于这个重心是欧洲还是亚洲，那要看他们驾驭资本的能力。目前欧洲正在为此准备，而中国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而美国则为此真着急。
为什么是英镑？因为英国的政治条件有利于商业资本的生长。目前英国是全球重要经济体，英镑仍是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崛起之前一直是近代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罗兹会社”，其最高目标是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剩下就是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
然而，自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衰落，其世界霸权为美元取代。为此英国一直很痛心。从丘吉尔开始，英国开始为恢复大英帝国昔日地位而默默准备。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衰落和衰退。”这就非常明确地昭示了英国的目的。与英国“罗兹会社”有着密切联系的汤因比有着相同的思想。汤因比的学术与其生涯显然是贯穿政治，他在英国外交情报系统长期任职。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50到100年”的时间，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当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上世纪50～70年代，他要用100年时间恢复英国的地位，到现在才过去50年。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被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这个策略很有效，进入21世纪后，美英开始角色置换，今天的英国人正在扮演当年美国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国的同时还要利用美国与世界的冲突大发横财。
不要忘了英国人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为什么这么说？1950年1月26日印度建国，4月1日即承认中国的外交地位。印度过去是英国殖民地，尽管印度1947年就实现独立，但当时它政治上仍然受制于英国，英国不首肯，它不可能有承认新中国的魄力和胆识。1954年英国跟中国建立代办关系。这一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当然不高兴。此后，英国又将美国忽悠到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最终导致美国在本世纪初的衰落。现在，英国根本不顾美国的感受，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这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向新中国伸出橄榄枝并两面获利的老调重弹。美国如果没有应对能力的话，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真的衰落了。
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曾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美国副国务卿。他对于英国有可能不再继续“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中心角色”，他表示十分担忧。他认为，“长期以来，‘英国都是美国最信任、最可靠和最有能力的盟友’；可事到如今，一切都变了。”
对美国打击最深的还不是欧洲人对美国的抛弃，而是与美利坚民族曾并肩战斗反对欧洲压迫的华尔街财团对美元从而对美国的抛弃。美国对中东的失控意味世界石油天然交易将脱离美元体系，在国内没有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军事上又无力挽回中亚败局的情况下，石油交易脱离美元体系是难以避免的，美元面临大幅缩水危局。“山雨欲来风满楼”，华尔街为了自身利益必须要考虑资产转移的问题。目前欧元自身难保，不敢说华尔街会把它所有的资产全部转移到英镑上来，但英镑却是它的最重要的选择。
其次，英国在历史上是自意大利威尼斯之后的最具国际商业金融经验的国家，通过共济会等组织控制金融并控制世界是聚集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集团的传统手法。“现代共济会始于1717年英格兰现代总会所的成立，自那时起就已形成了以会所和总会所为组织单位的基本架构。”共济会目前在“欧洲大约有18 000家以上的蓝色会所，英格兰有8 600家、苏格兰有1 800家左右，两者合计已经超过欧洲的一半还多，可见欧洲共济会的重心在英国无疑”。有了有力的组织保障，资本财富落地就有了安全保证。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法国、德国则不具备这一条件，二战期间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事更让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们后怕。
那么，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资产有没有可能向人民币转移呢？暂时性的共融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它需要保值——这是他们选择亚投行的动因，但长期“结盟”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上不许可。资本没有祖国，遑论社会主义国家。华尔街资产需要它所依附的国家有力，只是为了它的资产保值，同时它又不需要这个国家有力，因为它还要吸吮这个国家的“血液”。
近些年，坚持不加入欧元区的英镑却加大了与人民币融接的力度。2013年6月22日英国央行宣布，已经与中国方面达成了一项英镑与人民币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三年，额度上限为人民币2000亿元。这样，一旦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发生全面性的短缺状况，英国央行将能够向英国国内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及时补充其所必需的流动性。而在此前，英国央行已经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了类似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中方表示欢迎英方的决定。
英国伦敦曾是世界金融中心，落地英国的金融界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因此，一向以冷酷著称的英国政客在西方世界中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举动决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它很可能是配合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转移所作的“暗度陈仓”式的准备。
如果这些判断成立的话，目前国际资本的重心正由美国向英国为首的欧洲体系转移，美元体系向英镑体系的由大西洋西岸向东岸转移的趋势正在悄然发生。
春江寒暖鸭先知。2015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将举行会晤。《纽约时报》发文感叹“美国的盟友都被亚投行诱惑”，称“在全球经济盛会上，美国领导地位日显衰落”，文章认为，由于美国两党长时间的内耗、奥巴马的有心无力、分裂政府的机能失效、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在全球部署经济力量……“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撤退”，让位给新兴崛起的经济体。
今天的美国真的衰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起两大新兴力量：一个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另一是初步整合起来的欧洲。这两大力量对世界金融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二、教训沉痛：丧失国家金融监管权导致美国陷入不可逆的结构性衰落
如果说丧失对教权的管控是中世纪欧洲在破碎化中衰落的重要因素，那么丧失国家对金融监管权，则是导致当前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明察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美国当时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也感觉很突然，怎么突然就要管理世界了？1945年乔治·C．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马歇尔告诉美国人今后要学会作世界霸主，要有管理世界的能力。
但是，美国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美国在崛起之前和之初还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平衡。这是由于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财团和美利坚民族的利益还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欧洲霸权，掌控世界财富。
1939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上告诉资本大佬们他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由——实际就讲美国参战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好处。他说：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德国正在统一欧洲，统一的欧洲不利于美国，而“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则符合美国的外交利益。他告诉美国资本家欧洲的分裂也可以符合美国军工资本家的利益：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罗斯福讲话时在座的美国金融资本家的祖辈有许多曾在欧洲是以打倒反天主教权为目的的文艺复兴及随后民族独立运动的资助者，在这些目的实现后，他们便在与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权力之争中遭到惨败，有的还被驱逐和流放。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以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犹太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如果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和苏联都执行严厉的限制和防范——在德国更是赶尽杀绝——犹太人的政策，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欧洲对这些金融资本家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正因此，当时华尔街或者被艾森豪威尔称谓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和美利坚民族利益还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打倒欧洲，使美国取代欧洲的世界霸权。在这样历史背景下，美国资本家很容易接受罗斯福参战的提议。
二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时又出现了谁掌握国家权力的问题。“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有着深痛教训的美国金融财团卯足了劲，一定要把国家权力掌握在手中。他们从金融即他们的长项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机，造成国家资金短缺形势，迫使美国政府向他们借钱。借钱可以，但条件是国家要改革国家金融垄断体制，理由是政府“监管不力”才造成“危机”。金融管理经验远不及老牌欧洲的美国政治家远不是被欧洲人赶到美洲的金融家的对手，更并没有将金融提高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开始有些美国政治家比如林肯、麦金莱、肯尼迪等也试图通过提高国家对金融监管能力将金融监管权力收到国家手中，但最后他们及其努力多为美国金融集团干掉了。一次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或曰“融资”）和随后的放权，最终华尔街将原来由国家掌握的银行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华尔街反客为主，政府成了它的最大“银行客户”。结果，巴黎公社放弃银行的监管权所造成的亡国恶果，一百年后不幸又在美国上演。美国民族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牺牲品，殖民地现象已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逆推。
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内部倒逼，是21世纪初的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最突出的特点。1942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时，加写这样一段话：“总之，极端狠毒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如果将这段话中的“日本”换作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让人也会觉得很贴切。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2011年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开始了“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的伟大实践。
我们知道，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银行是一对国家必须依赖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支柱：银行好比是一个人的血液，实体经济是肾，有血可以强肾，有肾也可以生血。华尔街利用危机搞垮了美国国家银行后，立即向实体经济发难，利用手中的金融权力慢慢将美国的实体经济击垮。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0%左右，从60年代开始，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趋势，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20%，2010年继续跌至19.4%（当年中国为19.8%）。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1.7%，2009年猛跌至–18.7%。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其中与国民生活无关而华尔街石油集团需要的军工产业还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使得美国由以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说：“荷兰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而在此前“旧式的高利贷者还在产业资本家面前占着优势，产业资本家为了夺得自己的地位，必须首先反对旧式的高利贷者”。尼克松之前，美国货币以黄金为基础，并且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但是，以1971年12月《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美国拒绝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本位制名存实亡。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而将美元与国际石油挂钩，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双方确定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并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其他成员国的同意。从此，美元的强弱始终影响着国际油价的走势。作为石油的定价货币，石油成为支撑美元的价值要素。之后开始炒作石油价格，利用各种方法让世界大量使用石油，并用美元结算。比如，美国向世界宣扬近乎极端的环保主义，其核心目的是加大石油消费（实则石油美元消费），让石油替代煤炭，这样美元便与海外石油挂钩，由此必然的逻辑就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从而实体经济相分离。美元不再依赖实体经济，从劳动形态上来说，美元背后的支撑也不再是民族劳动产品，与古罗马出现的情形一样，整个国民不再需要劳动，只要控制了石油生产国，就能保证美元坚挺。美国对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重点日益向中东集中，其目的就是用一切手段保证石油以美元结算。此后，美国国民成了华尔街控制中东的炮灰，而美国政府也不得在华尔街设置的一次次“财政悬崖”中乖乖就范。
底特律曾是美国人引以骄傲的工业成就，2013年12月3日，美国联邦破产法官罗兹做出裁决：底特律市符合联邦破产法第9章的相关规定，符合申请破产保护的资格。这座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城正式宣告破产，同进它也宣告美国工业资本惨败并屈从于商业资本的历史的开始。自从美元脱离黄金转为石油美元后，美国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开始分离，现在更是沦为金融资本的奴仆。
但是欧元出现了，现在人民币也日益有了国际货币的趋势。有些中东国家尝试以欧元或人民币为石油结算货币，这对石油美元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美国图穷匕现，对于那些不愿意用美元结算的国家，不惜发动战争。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透支和伤害了美国的国力，但对华尔街来说却是双重利好。军事战争既拉动了军工利润又保证了国际石油结算以美元为主，美元结算让美元坚挺。为了保证美元坚挺，美国必须控制世界主要产油区并为此展开持续不断的战争。这时，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至此已分道扬镳。随着美国战争失败，华尔街利益开始与美国买办集团的利益分道扬镳。今天华尔街资本已有了“出走他乡”的意图，这对美国统治集团（实际是买办集团）是痛苦的，但对美国人民和美利坚民族却是有利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的美国衰落是结构性的衰落，尽管美国GDP仍占世界GDP的1/4强，对外贸易总额世界第一，尽管美元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柱石，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仍然以美元定价为主，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占70%左右水平，但结构决定趋势，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及失去改革能力的政治结构，告诉我们，美国的衰落将不可避免。
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它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综合的变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从而间接反映美国的出口竞争能力和进口成本的变动情况。下图是1985至2013年美元指数走势图，其中1999年至2001年美元指数强势飙升，接近1985年的水平，这显然与苏联解体释放浮财直接关联，而随后不可逆的持续下跌，显然与美国在中东开展的不间断的战争关联。18年间，美元指数指续下降，始终没有达到2001年遑论1985年的水平。这说明美元从而美国的衰落是结构性和不可逆的。
“工业资本屈服于金融资本”，是美国经济结构中不可调的矛盾的具体表现。奥巴马上台后曾试图改变这种的状况，陆续从阿富汗撤军，要搞“再工业化”。这与华尔街的利益产生了矛盾。现在的美国实体经济只占不到12%，并且深受战争影响，导致美国支出巨大，国内形势一塌糊涂，斯诺登出走、警民冲突事件不断升级等，说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低。这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为自己培养出掘墓人。美国目前可以引以为豪的是软件、高科技领域，但“好汉不失一粒米”，软件解决不了衣食住行问题，老百姓最后是要吃饭穿衣住房的。这些东西不能指望国际市场的调节，老百姓一饿，没粮食，光靠软件有用吗？软件、科技产业只能解决发展问题，它不能解决生存问题。人民上街多为饥寒所迫。这是唯物主义的解释。
现在，奥巴马看到了美国的问题所在，宣布再工业化，要实行医疗改革，推动控枪法案，这是为国为民的思路。谁知，他话音刚落，底特律就破产了，医改、禁枪都是阻力重重。为什么，华尔街资本家不答应。军火商们为了保证基本的枪枝市场，不惜放任国民自相残杀。天下哪有恶医希望病人速愈的事情。
美元在成为国际货币后，与美国崛起之初工业产品进入欧洲导致的结果一样，第三世界的轻工业产品涌进美国，使美国工业成为多余，这不符合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却是符合华尔街利益。华尔街在美国成了一个怪物：美国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石油扩张；军工石油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华尔街，进而进入美国财政。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使政府对华尔街依赖日益加深。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再加上完全为欧洲忽悠起来的世界老大的地位迫使美国还要扛起全世界事务，肾虚活重，美国迅速衰落。正如马克思所说：
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
现在打仗这活美国实在扛不住了，如此战争的失败使美元与国际石油的“不可动摇”的绝对挂钩关系发生动摇，这迫使华尔街要考虑依附于美元之上的资产保值问题。坚挺的美元符合作为民族国家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元的坚挺才符合华尔街利益，美元如果持续疲软，华尔街利益就会受损，至于美国衰落，这不关华尔街的事，他们需要的只是其资产保值。这也就是目前亚投行吸引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注资的原因。可以试想，如果没有华尔街的参与和允许，这些西方资金是不会来。资本没有祖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是不愿意看到西方资金注入亚投行，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老大地位真正动摇和美国的真正衰落。美元是跟美国绑在一起的，但美元里面的价值可是跟华尔街绑在一起的。“象产业资本家会欺诈劳动者一样,商人也会欺诈资本家”，华尔街不会让自己的资金随美元这艘曾经的“坦泰尼克”双双沉没。
美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说：“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实际上，华尔街考虑的不是美元更不是美国，而是依附于美元的资产如何保值。在美国出现结构性衰落的情况下，为其资产改选其他有实力的币种是可行的方案。现在看来，欧元不行，欧元现在危机重重；德国马克较有实力，但二战前后的德国政治让这些金融大佬至今仍心有余悸。比较而言，英镑是比较好的选择。前阵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大举抛售香港和内地资产的同时又在英国乃至欧洲各国“购买”商业项目，李氏资本的这条迁移路线与上述判断相吻合。资本没有祖国，我们不能指望资本家将国家利益置于资本之上。犹太人自古就是商业族群，生长于犹太人家庭使马克思对资本有着比一般经济学家更深刻的见解。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犹太”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资本没有祖国，正因此，马克思才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因此马克思建立了服务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第一国际”。遗憾的是，二战中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这是共产国际运动的重大损失，但国际金融集团却没有作出对等回应，这与戈尔巴乔夫解散了华约组织后西方反而加强了北约组织的结果相似。
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驾驭国际资本
但是，如果认为目前西方向中国靠近是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承认，那就大错特错了。商业在英国人手中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武器。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在与美国讨论中国形势时认为“现阶段任何阻止共产党人获得中国全国政权的外部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使具有传统的恐外情绪的中国人聚集到他们新的统治者的旗帜之下”，为此，英国为美国提出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
英国政府不赞成过早地放弃英国在华利益。英国政府认为，英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英国在华社团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维持其立足点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希望维持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基于这样的战略，1954年6月17日英国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对此毛泽东看得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会议说：“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滑，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
英国在近代世界史中建立起世界霸权，除了其工业领先外，伦敦商人从威尼斯商人那里学习到的金融管理本领更使英国霸权如虎添翼。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认识到消灭资本的前提是要先学会驾驭资本，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也认识到并基本掌握了驾驭国内资本的本领。现在国际资本主动找上门来，这样我们不得不面临要学会驾驭国际资本的本领。中国治理古代世界的经验是非常有效，但对于未来的世界治理，则是新手。在这方面，英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美国有许多教训都需要今天中国人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较早较成熟地学到威尼斯商人金融管理经验，这使它成为近代文明的引导力量，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批判地学到英国治理世界、特别是其中驾驭国际资本的经验，我们中国必将成为建设未来新文明的重要力量。
这个世界在变化，唯有渴望不曾改。欧洲人正在抛弃美国——不然，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不会在2015年2月召开的明斯克会议上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与普京讨论并决定乌克兰前途，华尔街也在抛弃美国——不然也不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夜之间有那么多的西方资本不约而同地蜂涌进入亚投行。美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全世界衰落，与此相应，关于世界未来道路思考的基本面正在向社会主义方向汇聚。可以看出，亚投行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背后不仅是大国之间的政治较量，更是世界各种力量正从不同方向——或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考虑着新的选择。
亚投行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机遇，更是挑战。机遇是我们有了学习管理国际金融本领的机会，挑战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可能产生的国际资本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更大的伤害。避免伤害的办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学习并掌握战胜它的本领。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金融在历史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可推动国家的崛起，也可诱使国家衰亡。20世纪初世界金融危机逼使俄罗斯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同样也是国际金融力量诱使失去金融监管能力的苏联瞬间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抵御国际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伤害，这一点已在苏联初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得到证明；但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管理和驾驭金融资本的经验——这只有在列宁所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过程中学习和积累——也会亡国，这一点从苏联后期乃至今天美国衰落的教训中得到证明。《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为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和教训的著作，1891年，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领导人忽视金融监管造成的恶果非常痛心,他在为这部著作写的导言中说：
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
恩格斯为一百多年前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巴黎公社总结出的这条教训，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更具警示意义。
近代以来迄今，我们从国际金融的受害者、拒绝者、被动适应者，到现在转为积极参与者。今天我们在国际金融管理领域还是新手，与当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的美国一样，新手刚上路就被推向“第一把交椅”，与此相应，人民币还要推向世界货币。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第一把交椅意味着在世界事务中我们要担第一责任，如果体力不济的话，这个责任就是扛不起并要将我们压垮的高危重活。殷鉴不远，美国就是被这金融“第一把交椅”压垮的，翻车路上无先后，对此教训我们要认真汲取。
目前的世界基本矛盾仍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工业托拉斯进入金融资本垄断阶段。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下一届美国总统一定是个猛浪的主。为什么？华尔街给美国政府时间不会太多了，要想保住美元，美国（买办）政府就得留住华尔街财团；要留住这些人，先要保住他们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在独控中东无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现苏联解体后释放出的浮财并由此使美元升值。从美国战略东移的指向看他们的目标是中国。但时间又不在美国手中，而要在短期内打倒中国，下届新上来的领导人就得生猛。
美国的衰落对中国不仅是机遇，更多的还有挑战。未来几年将来势汹汹，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真老虎；但本质上它色厉内荏，因为时间不在他们或她手里，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是纸老虎，对付这样的美式“老虎”，不需要特别的方法，只需用春秋时曹刿论战中的方式，让其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中陷入“彼竭我盈”的境地。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在今天“熬时间”仍可视为中国西太平洋斗争的基本策略。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希拉里就是“一鼓作气”而来，“再而衰”而去，下一次再来，时间在我方一边，除了“三而竭”，美国反华势力不会有其他结局。
当然摆在美国前面的还有尼克松式的出路，即在华尔街离开后，美国“而今迈步从头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休生养息，恢复国力。目前看，美国统治阶层不敢这么做，而美国人民的力量也不足以造成有效的革命形势。长期看，革命可能是目前美国得以自救而华尔街也明白的趋势。革命来临之前，他们得“狡兔三窟”，先转移财产。
1917刚刚过去，2017年正在到来。
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给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当代社会主义者要像列宁那样具备为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利用进而驾驭国际资本的能力，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学会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塑造进而团结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这个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国将给世界人民提供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未来还是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断：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不管那种可能，社会主义新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旧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本文刊发于《中国投资》2015年5月刊）
多关注未加入亚投行的中小国家
王文
4月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正式确定。名单从最初21个一步步扩展到57个，遍及全球各个大洲，着实让中国人体验了国际受欢迎度的民族荣耀感。然而，大家对中国金融影响力和亚投行的“朋友圈”津津乐道，对美日等大国未加入权衡得失，却无意间忽视了在“一带一路”区域里扮演重要角色、但未加入亚投行的那些中小国家。剖析这些中小国家未加入亚投行的原因，与亚投行未来发展战略方向休戚相关。
在欧亚大陆，尚未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基本来自于三大片区：一是中亚片的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两国；二是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国家；三是除了波兰之外的所有中东欧国家。如果地图上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是绿色的，未加入的是灰色，那么，欧亚大陆就像是中间有三四个小窟窿的树叶，折射了“一带一路”这棵“大树”并不是完全健康的。
三大片国家刚好都处于“一带一路”必经地带，如果长期缺席亚投行，势必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完整性。毕竟，亚投行为“一带一路”建设输送资金，客观上还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沟通平台，每个亚投行成员国会提交各自的经济金融发展的详细信息，分享各自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探讨区域间开放、互利与合作的可能性，增加各国的相互了解与信任程度。从这个角度看，越多国家加入亚投行，“一带一路”的互连互通才有更多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三大片国家恰好处于地缘政治必争之地。中东欧国家长期处于美俄博弈的缓冲地带，形势相当微妙；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也门等国政局持续动荡，极端组织活动频繁，对整个亚欧大陆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严重冲击。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内部民族、宗教群体的交往缺乏便利性，许多历史问题缺乏解决的硬件基础。这些国家本身及周边的安全形势不确定性，增加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与安全风险。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要的多边开放性金融机构，亚投行建立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和配套的资金支持机制，弥补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进而推进亚欧大陆甚至整个世界的整体发展。尽可能将那些未加入的中小国家拉入亚投行，才有可能真正与“一带一路”联手助力，实现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带动亚洲经济均衡发展的最初愿景。
当然，这些未加入的中小国家，有的可能是无力缴纳注册资本，有的可能对亚投行的未来风险还存在怀疑，有的可能受域外大国的阻挠，无论什么原因，因为未加入国家区域的微妙性，作为中国第一次塑造全球经济秩序的尝试，亚投行的前景仍然需要更审慎地观察。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既要为亚投行的旗开得胜而鼓掌，也要为亚投行未来挑战做好充足准备。毕竟，据研究显示，目前38%国际机构进入“弥留”之际，另有10%或因运营不佳有名无实。
笔者建议中国相关机构不妨多倾听那些未加入亚投行中小国家的看法，评估未加入的长期影响及未来的业务重点。继续与那些未加入中小国家高层的金融议题沟通，尽可能地争取各国政府与金融精英间的广泛共识，才能使得“一带一路”倡议更顺畅、更高效地推行与实施。 （摘自观察者网）
从筹建亚投行看中美两国意识差异
邓斌
近日，挑动世界兴奋神经的“亚投行”成为了国际热词，中国在吸纳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开放包容的姿态，与美国极力打压和顽固阻挠其西方盟友加入亚投行的言行形成了鲜明对比。中美两国生存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对着同一股时代潮流发展趋势，两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对于新形势新事物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人不得不引发对中美两国差异的思索。
“威胁之举”还是“多赢之举”？
“亚投行”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2日在雅加达同印尼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首次倡议的，并在2014年10月24日与印度、新加坡等20个首批创始成员国签约筹建，其设立初衷是为了促进亚洲各国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也是配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国际多边融资平台。据亚开行此前估计，到2020年，亚洲大约需8万亿美元投资用于改善电力、机场、港口、地铁、道路、电信、水务和卫生等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巨大。亚投行的创立可谓既是恰逢其时，又是雪中送炭，它是中国为世界画下的一个大蛋糕，将平等惠及世界各国各地区。如此大好事一件，为何会引起世界老大美国的妒意和怨愤呢？
原来，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是另类国家，有西方不一样的模式和价值观，与美国保有战略竞争关系。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美国当然要迟阻，要防范。按照西方观点，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就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资源，投资国外高铁、高速公路、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基础设施都是中国主导的资本和中国提供的物资以及中国工程企业施工建设的，中国将在这些国家拥有前所未有的经济影响力和竞争力，这将对美国未来话语权、政治影响力和企业竞争力构成极大威胁。因此中国现在把亚投行的“朋友圈”搞这么大，就是在挑战美国金融地位和地缘政治格局。美国所想要的是TPP，是在亚太地区构建一个没有中国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市场，从而在经济上围堵中国、孤立中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降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在中国人看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惠邻”政策，是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多赢之举，不仅给这些国家提供战略发展方向，而且提供从资金到建设的全方位服务。对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建设是激发他们经济潜力的重要手段，既改善基础设施，又带动其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对亚洲发达国家来说，将扩大他们对投资品的需求，带动其经济提速；对亚洲整体而言，达成亚洲各国互联互通是符合全球化趋势的前瞻创举，将增强亚洲各国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国拥有世界上工程能力最强、性价比最高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眼下国内已无法完全消化的充足的产能和资本，正是亚太新兴市场国家所急需的。如果“一带一路”这一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中国的工业产品和基建能力可趁机得以释放和输出，进一步拉动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引领亚洲经济增长，并大大改善亚洲一些国家落后的经济基础面貌和陈旧的民生基础设施。
“抢夺生意”还是“共同发财”？
长久以来，通过国际机构对亚洲新兴市场进行投资援助是西方的专利，主要由世界银行、亚开行来承担这项职责。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国家作为国际金融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由他们把控经济游戏规则的主导权，世界银行、亚开行在对新兴市场基础建设投资时，往往以一种民主社会高高在上的、带有强烈政治偏见的姿态，以一种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施舍的心态来进行投资援助，附加诸多利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使得贷款方吃尽苦头。鉴于世界银行只有一家，话语权完全由西方国家掌控，新兴市场国家只能“哑巴吃黄连”，为了得到一些资金，往往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开辟世界金融格局的新版图，形成与世界银行、IMF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在既有金融秩序下，陆续倡导成立的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及正在筹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就是在跟世界银行、亚开行“抢夺生意”，使世界银行、亚开行的优势竞争力不再，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力大大削弱。更令美国人不安的是，亚投行体系建立起来后，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投行体系内购买中国产品，将直接使用人民币来替代美元结算，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美国已经开始注意到有不少鼓噪人民币替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声音，虽未获得中国的认同，但无疑会让美国人忧心忡忡，进一步加紧遏制中国形成任何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硬性基础条件。
而在中国人看来，亚投行的建立旨在推动广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并非与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抢夺生意”。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主要致力于减少贫困，而亚投行却将重点放在为基础设施建设出资，更多的是对前者职能的补充，而非与其竞争。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银行体系是“富帮富”的话，那么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体系就是“穷帮穷”，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始终保持平等包容的心态，无论穷兄弟、富朋友一视同仁，大家入伙出钱出力“共同发财”。中国并不刻意寻求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只追求人民币有它相匹配的货币地位即可。回头看看美国对欧元的打压，我们就可判端倪，美国对其美元霸权地位是多么的看重，即使是盟友也不会顾及。正所谓“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美国是“金融+剪羊毛”，一心独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是“金融+实业”，互惠互利，必然得道多助。将来亚投行若成功，惹得美国眼红心急是不言而喻的。
“资源相争”还是“优化配置”？
当今时代，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更发达、更廉价的交通、通讯技术的出现和推广，推动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这种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首当其冲地体现在经济上，即我们常说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生产要素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就需要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以合理国际分工和良好国家契合为铺垫，最终实现合作共赢。
但在美国人眼里，资源的重要性构成国家实力的重要基础。如果将全球常规资源比作一座大水库，将地区经济比作吸水的海绵，原本世界只有北美和欧洲两块海绵，现在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崛起，吸水的海绵增加，而资源总量未变。亚投行开张在即就表现出前景喜人，未来竞争力十分强劲，吸纳资金的海绵将越来越大，海绵吸取资源的能力将越来越强，会使亚洲经济体的体量越来越大，挤占美国的资源需求将成为必然。另外，中国的GDP与美国相当，同时拥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形成反差的是，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财政除了开支军费，连政府运行都犯愁。如果中国加大对外投资，就能提高中国的资本输出能力，进而提升中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能力。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旦与世界资源挂上了钩，类似于金融稳定也就与资源控制力挂上了钩，亚投行的做大做强就是直接给中国经济做贡献，增强中国国家实力。相反，美国近年来在页岩气技术上有所突破，大幅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也相应减弱了对世界资源的控制，而美国一旦缺乏资源控制，就等于丧失了国家实力基础。
而在中国人看来，亚投行虽是中国主导，但并非中国独有，亚投行是属于全体成员国的，如果美国、日本也加入进来，亚投行就必然也有他们的一部分。亚投行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它通过机构统一购买世界资源，按程序协商表决进行合理支配。亚投行之所以能获得众多国家的青睐，不只是因为它是一只很好的“概念股”，更重要的是它不受任何一国独立支配，一国独占世界资源。作为最大股东的中国从一开始都没有想过要拥有“一票否决权”，不寻求一家独大。中国既然反对霸权主义，自然就不会走美国老路，只会顺应现实发展潮流，按照现代公司管理办事，以软实力来对亚投行发挥影响力。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发现的一大“宝藏”，是美国人不屑于开采的“废矿”，中国资金雄厚、技术先进、设备齐全、人员精良，更有令人艳羡的强大而高度集中的财政动员体制和投资保证体制，中国愿意把投资目光放到亚太各国，乐意把难得商机放到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让中国的发展成果与亚太各国同享，让世界资源利用更加公平合理、绿色高效。
“零和对抗”还是“合作共赢”？
新加坡已故前政要李光耀曾经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因为世界多样化特征太过明显。当前世界全球化趋势加紧，经济正在进行区域的加速整合，未来世界经济将不再是个体的竞争，而是区域集团化的竞争。未来，谁拥有的合作集团越多，谁的影响力就越大，谁的竞争力就越强。
在美国人眼里，世界是美国的一部分，却忘了美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肆意把自己的秩序上升为世界秩序，把自己的军队拔高为世界警察，把自己的政府加封为世界领导。美国既想要建立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又想推行“赢者通吃、输者几乎没得吃”的理念和措施，从而造成社会顶层与底层差距悬殊，更可怕的是，它还将这些理念和措施上升到国家外交策略上，与竞争对手进行零和博弈。美国坚持不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坚持主推自己为核心的TPP，就是企图以金融霸权来继续“剪”世界各国的“羊毛”，企图以二元对抗思维来继续对抗中国乃至世界。它的这些荒谬认识和做法，不仅将使它面临国内企业界的怨声载道，更要随时堤防铁杆盟友的背叛。美国经济能否全面复苏、与西方伙伴的血盟关系能否延续将成为两股不小的压力。从本质上讲，美国所秉持这种二元对抗就是零和对抗，属旧有的冷战思维。按理说，在全球化趋势加剧的大背景下，零和对抗应该越来越没有市场，但顽固坚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美国为了维持其绝对优势的世界领导地位，不愿顺应潮流，不愿做出改变，在一超独霸、我行我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中国人看来，美国的这种心态是“油锅心态”，小肚鸡肠，眼不容沙；中国的心态则是“大海心态”，包容忍让，乐见其好。今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复杂而微妙，深深地打上了地缘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烙印。因此，我们坦然面对，一方面美国极力唱衰亚投行、掣肘西方伙伴的蛮横声音，另一方面又多方表达支持、愿意合作的良好意愿；一方面西方国家在战略安全和意识形态上追随美国的现实格局，另一方面又在经贸合作与市场拓展上环绕中国的既成事实。我们始终坚信，搞经济是中国的固有优势，是中国的拿手好戏，也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主要抓手，搞好经济建设可直接为世界各国创造物质财富，为世界人民生活谋利谋福。而玩平衡只是美国的惯用伎俩，是美国的看家本领，也是他们打压异己的万灵膏药，他们越玩零和游戏，越搞地缘政治，就越制造麻烦和灾难，让世界处处布满藩篱、沼泽和陷阱。世界各国是效仿如中国般“欢迎世界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的合作共赢？还是复制如美国般“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的零和对抗？将预示了不同的世界未来。
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积极倡导结伴不结盟，定会把亚投行建设成一个良好的样板工程，要让世界看到中国有能力建立全新的世界新秩序。中国今后的成功，人类未来的进步，或许就取决于我们能否把合作共赢这条路拓展得更宽广，行走得更畅通。
（2015年4月27日《黄河时报》第14版）
亚投行见证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
劳伦斯·萨默斯
过去一个月可能被视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丧失其担保人角色的时刻。的确，美国过去也曾经历过一些挫败期，有时美国的行为也会显得很不多边主义，例如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终结了美元兑黄金的可兑换性。但我无法想到任何事件能够与这件事相提并论：即中国努力筹建一家重要的新机构（亚投行），而美国没能说服其传统盟友不加入这家机构，以英国为首。
这一战略和战术的失策并非一日之寒，也应当令美国全面重估其处理全球经济的方式。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逐渐挑战美国，且新兴市场已占全世界产出过半，全球经济架构需要显著调整。美国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已让这个国家变得日益失灵。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右派的阻力，美国未能批准自己在2009年力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改革，让自己落到孤立的地步。这个改革将补充IMF资源，促进大家对全球的经济信心。更重要的是，它将让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得到更多IMF投票权，进一步与其经济重要性相匹配。
与此同时，来自左派的压力则导致现有的一些开发银行在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上面临各种限制，结果是导致这些开发银行作为投资方低位削弱，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视基础设施融资为最主要的外部融资需求。
美国既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其政策又阻碍了其他国家想要从现有机构提供或获取融资的渠道。那么中国建立亚投行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一倡议如何推进的战术方法的确有待商榷，但如今更大的问题是战略。以下是美国领导人需要牢记在心的三诫：
第一，美国领导人必须在国内有一个两党制的基础，避免笼统的伪善，在追求自我利益上固步自封。只要我们主要政党之一反对所有贸易协定，其他政党又反对向国际组织提供融资，那么美国就不能塑造全球经济体系。
对于美国官员要求其他国家调整政策，而他们自己却声称美国各州监管者、独立机构和辖区行动不在他们的掌控范围内，其他国家有理由对此感到郁闷。由其是当许多外国企业主张美国的行为引发了真正的法制问题。
美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抵抗滥用这一权力来追求地方利益的诱惑，即便当利益显得如此强烈。如果我们因为一些安全目标而过激地限制美元的使用，我们将无法维持美元在国际体系里的主要地位。
第二，在全球以及国内政治中，中产阶级最重要。似乎目前主导全球议程的都是精英们的担忧事项，例如知识产权、投资保护、监管协同，以及一些对于全球贫困和后代的道德担忧，而对于中产阶层却给予甚少。在工业化国家（以及拥有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为工薪阶级谋福利的方式是不可能在长期内奏效的。
第三，我们或许已经进入了资本过剩和通缩压力显著的时代。需求在一段时间内可能都无法跟上供给。到2020年，没有一个大型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会看到真实利率能高出零利率很多，通胀目标也恐怕无法实现。未来的当务之急必须是促进投资，而不是强制减支。当前的体系将调整的重担压在了“借款”国家。当今世界需要一个对称的体系，对“盈余”国家也要施加压力。
上述训诫仅仅是抛砖引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有关全球公共产品，有关当前时代所需要的行动速度和清晰度，有关政府之间和非政府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如此种种。至关重要的是，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件将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仅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敲了一记有益的警钟。
(本文英文原文4月5日载于《金融时报》网站，华尔街见闻网 严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