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教研信息第三期

作者：jyxx编辑时间：2015-11-09 09:09浏览次数：

教 研 信 息
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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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
 
我们为何要纪念二战胜利
冯绍雷
最近，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对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挑战双重考验的中国人民来说，纪念二战胜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牢记历史继续发愤图强
第一，纪念二战胜利，就是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牢记，中华民族不仅具有热爱和平的悠久文明传统，同时是一个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承受极大的民族牺牲、并且英勇地实现最后胜利的伟大民族。
中国人民的抗战，是在经受法西斯侵略时间最早、在本土展开抗战时间最久，抗战环境和条件极为险恶的背景下进行的，以3500万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保卫祖国家园，维护国家尊严，铸成了亚太地区反侵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5月9日，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盛大庆典。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自世界约2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庆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普京等领导人出席红场阅兵仪式。
最近几年，日本学界正在把昭和天皇在战争年代的私下言论公布于众。日本历史学家纐頡厚认为，昭和天皇私下言论的公布有助于日本对中国的重新认识。根据昭和天皇战时的侍从小仓库次的日记记载，与抗日战争初年日本国内弥漫着一片所谓“中国懦弱”、“不堪一击”的论调完全相反，1940年10月12日昭和天皇私下里表示：“支那的强硬出乎意外，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特别是连专长的陆军竟也观察有误”。到了第二年，1941年1月9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昭和天皇就已经私下吐露了因低估中国抗战决心和实力的懊悔之言：“日本轻视了支那，应该尽快停止战争，奋发十年增强国力。”虽然，在明知无法战胜中国的背景之下，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无法刹车，只能继续铤而走险。但是，日本天皇所提供的证言表明，中国人的英勇抵抗，早已使得侵略者核心层的军心动摇，这预示着他们必然败亡的命运。
今天纪念二战胜利，就是要发扬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光荣传统。在和平年代，我们不要战争，但是也要以这样的奋斗和自强的精神，克服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伟大理想。　　
运用好战后体制和规则
第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乃是全世界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向往平等独立、反对大国霸权，追求民主和自由，反对专制和独裁的一场生死大决战。大战的终结是全世界民主与和平力量战胜了法西斯，大战结果为国际社会新兴力量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制度性构建。
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从来没有像二战以后那样，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战后70年来，以联合国为主轴的国际秩序，历经艰难曲折，保障了国际和平，也推动了发展，这一国际体制本身也正在一系列挑战中与时俱进、探索改革的前景。在此过程中，新兴国际力量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国际事务中的后来者，主张国际体制的循序渐进、改革求新，但不赞成实行激进的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进程表明，不光战争的结果在塑造着国际格局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且，战后以来和平时期的发展与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世界。总结二战的经验和教训，不仅要学会如何避免以战争来改造世界，更要学会如何在和平条件下顺应历史变化，实现人类的繁荣和进步。因此，今天纪念二战胜利的意义在于，作为新兴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好地学会运用现有的体制和规则，特别是运用二战当中曾是千百万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国际体制成果，不懈地推进国际和国内体制的改革，来实现持久的发展与和平。　　
联盟情谊昭示合作可贵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世界正义力量和民主阵营的各国人民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以结成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的方式，联合奋斗最终战胜法西斯的一次伟大实践。纪念二战，就是要在反对邪恶、战胜顽敌的过程中，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要为构建和加强新型大国关系，做出更为有效的贡献。
如果不是中国和苏联承受了欧亚主战场的巨大压力，如果没有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支撑和极大牺牲，包括美国、欧洲和大洋洲等战时盟国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互相支持，无法设想会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每当战后国际局势出现困顿，国家间交往发生障碍之时，明智的政治家都会反复地提及二战中反法西斯联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包括战后世界的发展与合作，依然少不了这种曾经经过血与火洗礼的盟友情谊。作为来自大学的学者，我也深知，当今世界的国际经济合作首先要以大国间的政治合作为前提。这一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理，首先来自于对二战经验的总结。　　
寻求维护持久和平之道　
第四，纪念二战胜利，最终是要寻求避免战争、尤其是避免祸及整个世界的大规模战争的有效途径，努力探讨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丰富历史实践，认真研究相关的理论与思想积淀，构建维护和平的力量格局、制度机制和法律秩序，争取实现人类社会在更长历史时期中的稳定与和平。
近代以来，国际史上的每一次力量格局重大变更之后的国际秩序重构，都在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民族国家体系，迄今为止，乃是几乎所有国家行为准则的渊源。尽管诞生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如何在东方世界被更好地实现依然会遭逢考验和挑战，但是，关于主权和领土不可分离的准则，始终是东方国家安身立命的重要保障。
1815年之后，维也纳体系所维系的欧洲“百年和平”为何能够实现，很可能不光是有赖于欧洲列强之间外在的“势力均衡”，而且，也有赖于当时主要的政治思潮——古典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兼容与并存。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正如左翼史家霍布斯邦的名言，世界进入一个“极端的年代”。不光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搏杀，而且，此前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已被誉为是“第0次世界大战”，由此开始了一个血腥竞争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确立，来之不易。尽管遗憾的是“雅尔塔体制”残留着大国主导世界事务的鲜明痕迹，但是“势力均衡”的原则毕竟发挥着重要的制衡与稳定作用。在此同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小国家的努力也已经在国际秩序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世纪之末，冷战终结，世界事务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但是，这一次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这一段前所未见的变革，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在关于当今国际局势走向众说纷纭之际，从每一段力量格局及国际秩序的历史变化之中，尤其是从实际上曾经能够维持较长时间和平的国际体制（比如维也纳体制、雅尔塔体制）之中，去寻求维持和平的机理和内外逻辑关系，乃是时代之所需。这样的总结，需要冷静和客观的反思，需要对于存活至今的现行体制的利弊得失，做出合乎公理也顺乎时代的评判，看来这又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又一个题中应有之义。　　
汲取经验应对当下挑战
第五，当今条件下，人们需要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尤其是因为面临一系列急迫的挑战。在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和国际力量格局迅速变动的态势之下，如何能够确保国际社会的安宁和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正确地评价和看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成就？特别是当有一部分人和社会集团企图以地缘政治利益取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定论，企图以传统意识形态立场来激化国家间关系，甚至不惜以千百万人生命的代价，来进行寻租投机和战争冒险的时候，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如何积极行动起来，抵制这样的逆潮流而动的行径，这已经是今天的当务之急。
面对这一系列挑战，我们是主张世界事务的均衡、稳健与渐进式发展，还是主张对抗、独断与革命性突变；我们是主张多元文明的兼容与相互尊重，还是纵容走向文明间、甚至文明内部的对立与冲撞；我们是主张合作、互利、共赢，还是追求在意识形态、安全事务、经济交往中的零和式博弈和垄断地位？可以说，70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已为人类留下了极为丰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也可以解答今天的疑惑，帮助我们做出走向未来的选择。
（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军队亮相红场，不只是捧场
文龙杰
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军队受俄罗斯之邀将参加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中国派出了由112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组成的方队。阅兵典礼的公共性和庄重性，使其成为具有极强政治隐喻的仪式。各主体围绕该仪式的表演折射出了国际关系中的纵横捭阖。观察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有很多，本文主要关注中俄关系和中国外交政策。
先从胜利日阅兵的东道主说起。一般来说，十周年是大庆。如果大家对65周年阅兵有些印象，或许会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俄罗斯邀请美、英、法和波兰军队参加了当年的阅兵。而今年70周年大庆，这些国家的军人却未出现在红场受阅军队之列。这当然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在乌克兰危机后极度恶化的结果。西方国家的这种“不给面子”实际上是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
而且，作为俄罗斯重要盟友的白俄此前也表示，因为要参加本国同一天的阅兵而不能在5月9日那一天前往红场观礼。据俄媒分析，明斯克此举或是因为：第一，白俄11月15日将举行总统大选，卢卡申科必须在即将到来的政治竞争中给选民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受到欧盟及美国经济援助承诺的诱惑，希望为白俄发展获得西方贷款。确实可能存在上述两种情况，但更可能的是，明斯克以此为砝码向莫斯科提要求。这类情形已有不止一次的先例。此后，莫斯科称“暂未获得相关消息”，这或许是在给双方预留对话和互动的余地。
中国军队受俄罗斯之邀将参加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对此，当然可以作出如下分析：这在双边层面意味着中俄之间的战略互信和相互协作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在国际政治层面则是因为，美国（西方）对中俄两国的压力，使中、俄、美（西方）这个战略三角中的中国和俄罗斯走近了。
但是，在无论“有头有脸的人物”还是“自家兄弟”都不到场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唯一出席者，就有点“雪中送炭”的意思了。说白了，就是在关键时刻给俄罗斯撑了场子，壮了声势。
俄罗斯卫国战争70周年阅兵式第二次彩排，中国112人方阵参加此次阅兵彩排
看出这一点的人不少，不免生出一些牢骚，认为中国实在不该如此襄助于这个世界上没人搭理的北极熊。接着气贯长虹般地痛陈俄罗斯这一恶邻曾戕害我泱泱中华：侵我领土，祸我东北，在困难时期逼债，如果篇幅允许展开，诸如此类的话大概可以汇成一大册，其中既有铁一般的事实、翔实的数据，还有当事人动人情愫的回忆。
这种情绪爆发的情形同去年底俄罗斯遭受经济危机，王毅表示“中方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助俄度困”时的民众反应一样。这种情绪在民众的弥漫当真是不可小视。《20年来俄罗斯对中国使了哪些坏？》《中国，你凭什么去救那个恶邻俄罗斯？》等文章就是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而走红。
在部分人群中，这种情绪已蔚然成势。必须看到，它有时会蒙蔽人们的眼睛，使人们无法做出基本的客观判断。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在不久前，那篇风靡九州的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设计秋裤使中国人失去耐寒力的妙文，是怎样轻而易举地让一批又一批的鱼儿咬了钓钩。
公众号“左思右想”上一篇名为《为俄罗斯声辩》的文章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作者在文末自设一问：“有时候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会凭借一些未经审视的历史事实，对邻国做出不加思索的判断呢？而如果是下意识地觉得邻国越弱越好，我觉得这个多少还是上世纪的国际间零和博弈的思维。”
本文冒昧尝试针对作者纳闷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或许，人们之所以会凭借一些未经审视的历史事实，对邻国做出不加思索的判断，是因为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的勃兴，“受害”已经成为民众认识中国与一些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结构。如柯尔律治认为的那样，对于事物的认识，我们所获取的正是自己所赋予事物的。实际上，不仅对未经审视的历史做出不假思索的判断，而且即便在对事实进行了审视之后，仍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无意识地删改、遗漏。
其实作者《为俄罗斯声辩》已经谈到了“受害”这一点。他认为，受中苏交恶时期“把外交政策和国内宣传混在一起的做法”影响，“我们的历史课本从那时起就有意无意地强调俄国对中国的蚕食”，这导致民众产生了受害情绪。不过，作者并未就此深挖。
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格里斯谈道，中国人的“屈辱叙事”确定了今天中国人和西方打交道的框架。（见其《浅析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人民和情感》一文）事实的确如此，作为一个重要考点，顺利通过中考的人都能清楚将中国近代史的性质说出来：中国近代史是一步屈辱史、抗争史，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抗争史。这样的叙述旨在确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合法性。
在这样的叙事中，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当中，中国被迫赔款；被迫割地；被迫让外国人在条约港口定居。所有这些单方面的让步至今仍被看成是丧权辱国的表现。而当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二者的共鸣使这种受害情绪就更为明显了。
今天，随着国力的不断发展，在恢复历史荣光——官方提出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感召下，更要提防这种受害情绪的爆发，以免其进而影响民众对历史、对国际关系的看法。
本文的意旨并不在于批评这种情绪，相反，通过考察，反而对这种情绪报以理解。无论如何，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出发点还应是国家利益，但对国际利益的评估则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顺着这个话头说回中国参加俄罗斯阅兵的话，就应该认识到，为俄罗斯捧场只不过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其另一方面则是，这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有利的。大家知道，日本一直在侵华历史问题上冥顽不灵、开历史倒车，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在二战秩序层面来谈，会给日本造成压力，从而有助于增强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对日攻势。
但是中国在二战问题上话语建构能力一直很弱。例如，犹太人把纳粹屠杀建构成了全世界的集体记忆，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则没有达到这种范围。鉴于这种较弱的话语建构能力，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至今没有得到相应书写。这是中国第一次受邀派兵出席反法西斯战争阅兵，换言之，此前从未派兵出席过。
因此，这次受邀出兵参阅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增强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地位的一个重要机会。不但如此，中国还将邀请俄罗斯军队参加北京的庆典活动。从这里，不仅要看到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形成的政治呼应，还应该看到中国关于二战及战后秩序叙述加强话语建构的尝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为俄罗斯捧场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个走到舞台中央的机会。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在篇尾要申明的是，本文的立场绝不是支持毫无原则地高颂中俄双边关系，无论任何时候，从本国国家实际利益出发来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都是应循之理、必守之道。因此，对于此类说法也须持谨慎态度。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说“俄罗斯和中国将建立一个从上海到圣彼得堡的大亚洲，取代从里斯本到远东的大欧洲”。翻检一下特氏以前的公开言论，会发现此君的战略思想基本上可被划到俄罗斯的“向西看”谱系，所以，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免让人觉得有点诡异。退一万步讲，特氏此语确系发自肺腑，也绝不能草率地下“俄罗斯外交已经向东”这样的判词。不管怎么说，避免被俄罗斯人绑在对抗西方的战车上是相对较为冷静和理智的吧。
来源：观察者网。
羞耻和记忆
——写于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70周年之际
胡春春
当地时间2015年5月3日，德国纪念达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举行纪念仪式，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出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0年了。如果有人在战争结束时出生，那也已经到了中国人所谓“古来稀”的年纪。换句话说，亲自经历过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和道德崩坏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不久一切将彻底成为历史，只存在于书本和记忆之中。然而作为主体的人物不在，记忆焉附？我们这些后来人，究竟应该如何叙述一段既逐渐远去却又无处不在的历史？
作为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集体癫狂症患者，德意志民族战后精神层面的反省和社会文化层面的转型经验无疑为人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案例。与思考德国战后蜕变的动因相比，更多的知识分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恶的原初，投向暴行所体现出来的认知悖论，即以下两种事实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同体共生：以科学、艺术与哲学著称的德意志民族竟以残酷而反讽的方式突破了人类的良知和道德底线。
1945年4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为我们留下了如下记录：美军强迫1200名魏玛居民——歌德与席勒的古典魏玛！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诞生的魏玛！——参观城郊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种种骇人场景，“这些德国人目睹了一切，流下了眼泪；那些没有流泪的，也都感到了羞耻……有几十个人甚至昏了过去。”一位普通的汉堡女性在战争结束后的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人认为德国人能够作出这种事情，从来没有人认为德国——那个以歌德、席勒、洪堡和康德为傲的德国——能够沉沦至斯。”我们通过作家瓦尔特尔·肯博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1929-2007）重温了这种朴素而沉重的思索——肯博夫斯基多年立志于为个人和德意志民族保存历史记忆，这位汉堡女性的日记即出自他的私人收藏。
我们不经意间回答了一个貌似合理、实则无知到令人瞠目的问题：这一切和没有经历过战争、因而没有任何理由为战争负责的后来人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人道，就在于每个人身上都延续着的人类文明的血脉。这位普通的汉堡女性在质问自己的同时，也是在质问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人类。试问：什么人有什么理由从人道、从文明的立场和底线上退缩？我们于是需要回应阿多诺提出的“奥斯威辛之后何以为诗”的命题，我们需要回应阿伦特提出的“恶的本质”的命题，我们要回应乌尔里克·梅茵霍夫（Ulrike Meinhof, 1934-1976）提出的“你们心中的希特勒”的命题，我们需要回答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大屠杀和现代性的关联”的命题。我们需要不断回忆、叙述和拷问这段历史，以便使这一切真正成为历史。
也许，正是这种文明底线溃守的羞耻感使得战后的德国人终于有勇气直面自身的恶行，反复叙述和拷问本民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发掘和挽留逐渐消逝的记忆，从而试图理解这种无法理解的“文明的断裂”——此处借用历史学家丹·第纳（Dan Diner）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大辩论中引入的概念。我们不会忘记导演和剧作家沃尔夫冈·施道特（Wolfgang Staudte），他在德国战后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里就敢于表现德国军人屠杀平民、昔日的刽子手在战后依旧如鱼得水等主题（《凶手就在我们中间》，1946年）；我们的记忆中自然不会缺少那个天赋异禀的少年鼓手奥斯卡，这个极有可能是杂种的非纯粹雅利安人既拒绝介入丑陋的成人世界，却也主动与侏儒纳粹为伍（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年）；我们眼前也会闪现孱弱的北德少年西吉（Siggi），他不顾父亲——一位恪尽职守的纳粹命令执行者——的压力保护一位画家朋友，最终被送进少年教养所，无言以对命题作文“尽职的愉悦”（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德语课》，1968年）。
我们当然也关注2013年的德国电视大制作《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在这部引起德国观众热议、在148个国家广泛公映的三集电视片里，五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犹太人）相聚于1941年的柏林，由此踏入各自的人生旅途，相约四年后再聚首，然而时代和战争使得他们成为令人无法分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或者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后现代文化氛围里，在母亲们父亲们（或者祖母们祖父们）已经因为老去而陷入沉默的21世纪，这部剧本创作耗时六年、经过三位历史学家审读的电视片显然是德国人存留记忆的最新、可能也是最后的努力。然而，上一代人的思索，毕竟已经传承到新一代人的肩头。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二战爆发的地缘格局和文明性格原因
阮炜
“二战”结束至今，已足足七十个年头。期间，虽发生过多次局部战争，但无论从哪方面看其对人类社会的冲击都远远小于二战。须知，那是一场“世界大战”，死于战争的总人数竟高达7400万！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问题是：二战究竟因何爆发？
据威廉·夏伊勒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亡》，20世纪初年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奥地利青年因父母早亡、性压抑而心理病态，像德奥当时很多人那样，把个人的不得志归罪于无处不有的犹太人、斯拉夫人；这些“劣等种族”不断挤压侵蚀优秀日尔曼人的地盘，日尔曼人因此对他们怀有深深的仇视。不久欧战爆发，后演变成“世界大战”即“一战”，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与协约国签订了为其带来巨大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德国人因而对法英等国怀有刻骨仇恨（因此有样的说法：二战是德国发动的复仇战争，两次大战实乃一次，之间的二十来年只是休战）。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德国人生活艰难，处境悲惨，于是种族仇、民族恨交织演变成非理性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政权迅速崛起，人们心中的恶魔藉着希特勒和第三帝国恐怖地释放出来，最后造成了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几千万人死于战争的空前灾难。
按现教科书的说法，二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法西斯政权的崛起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根本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里，极端民族主义被忽略，被置于导致法西斯崛起即原因的原因之位置。发展不平衡并非不可以视为战争爆发的某种深层原因，但终归太过凌空蹈虚而解释力有限，尤其不能回答这一问题：为何二战至今，即便中国等亚洲国家迅速崛起，权力天平迅速向亚洲倾斜，与西方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仍远大于欧战前德国崛起时与法英等国间的不平衡，却并没因此爆发“三战”，且可以预料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可能？
现有理论解释力有限，为何不到地缘格局和文明性格中找原因？
中国仪仗队走过莫斯科红场
事实上一战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伯特兰·罗素已被一个大问题所困扰：为什么同属于一个文明的西方人竟在自己中间打了一场死亡1654万人的惨烈“大战”？
他认为，西方民族“源于精力过剩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传教狂热、野心无穷、蛮横好斗、支配欲强、盲目追求进步与效率”对此负有根本责任；西方文明品质“使人们永不平静、永不知足，盲目地投身于竞争、冲突、开发和破坏”；恰成对照的，是中国文明谦恭平和的气质。为何不到中国文明性格中去寻找药方，医治西方人的好斗症？他不远万里来中国实地考察。
作为旁观者，罗素并非没看到中国人的缺点，如“懦弱”、“懒散”、“缺乏激情”、“多神多疑”、“卑琐怯懦”、“麻木、冷酷”、“缺乏同情心”等，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国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善于妥协、不走极端；悠然自若、富有耐心；爱好和平、包容心强”等优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谦恭平和、温柔敦厚的气质，和合而非分裂，中庸而非极端，包容而非褊狭的性格。
中国人还有其他优点，如“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但在所有这些品质中，罗素最推崇的还是“平和的气质”和“谦恭有礼、温和善良”，善于“妥协”的精神。正是这种性格，使中国人“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是讲究平等和公正，而非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
这种观察大体上符合事实，但罗素并没有解释中国人的和平公正气质、妥协精神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只需从地缘格局入手，与欧洲作一个简单比较，便不难发现中国养育出其温良谦和的文明性格几乃必然。
欧洲不像中国这样，拥有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这样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陆地板块，而且没有崇山峻岭和湍急河流把各地区隔开，更重要的是，主要河流黄河、淮河、长江更流向一致，极有利于跨区域文化整合和政治统一。欧洲在古代条件下虽然也适合农耕，却因较为寒冷而农业生产率偏低，主要河流又从阿尔卑斯山脉流往东南西北多个方向，致使各地之间隔断，再加海洋阻遏，欧洲被天然地划分为法、德、意、西、英和东欧多个地缘政治区域，凡此种种都很不利于跨区域政治整合和统一。
地缘格局既注定华夏世界必得统一而非分裂，养成一种和合而非争斗、包容而非排斥的品质就很有必要了。有利于统一的天然条件导致文明性格的塑造，文明性格反过来又促进统一，统一的运势进一步强化文明性格。古代条件下长时期政治统一固有弊端，不利于个人能动性的充分调动，但有助于养成温和的文明性格却无疑。这解释了为何早在《诗经》中就有不少厌战诗，如《邶风·击鼓》、《王风·君子于役》等，约同时期定型的荷马史诗却赤裸裸地崇尚武力和英雄主义，《奥德赛》结尾甚至有《诗经》中决不可能出现的大屠杀场景。至宋代，中国更是坚定地走上了和平主义道路。
欧洲不仅古代便崇尚武力，近代以降因地缘格局故更是民族国林立，相互间的争斗从未停息。文明品质差异如此之大，再好不过地解释了为何在“大航海”时代，郑和舰队与沿途民族交往坚持和平和睦平等原则，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这与葡萄牙人在亚洲烧杀抢掠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大开杀戒，灭绝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相比，何止天壤！
因了浮士德精神和其他特殊原因，民族国林立彼此间争斗不息的欧洲率先实现工业化，生产力急剧提升，发展出极高效的现代科技和军队。既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能力，原本就崇尚蛮力，支配欲极强的欧洲人怎么可能不发动欧战？欧战怎么可能不带来浩劫？
按一般说法，战争责任全在战败国。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战胜国也负有极大的责任。若非民族主义的战胜国杀鸡取卵般地将极苛刻战争赔偿强加于德国，二战怎么可能打起来，极端民族主义的第三帝国和希特勒恶魔怎么可能横空出世，肆虐欧洲？
中国固然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它以悠久的和平主义与政治统一与传统，绝无可能以民族国（不少西方论者以中国的各省比照欧洲民族国）名义打这种战争。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阿诺德·汤因比便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这一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但是中国人切不可沾沾自喜。即便出现了所谓“统一”，那也决不可能是重新强大的中国一国独大，高高在上，而意味着世界各国在进一步发展、共赢的基础上长久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即所谓天下“大同”。很明显，对现中国来说，这仍是一个遥远的愿境，而当务之急，却是要通过方方面面的改革解决结构性的腐败、法治不彰、贫富悬殊、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开掘自身潜力，同时继续发扬谦恭和平、公正平等的文明精神，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一种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