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教研信息第六期

作者：jyxx编辑时间：2016-11-29 10:16浏览次数：

组织内的外部监督应成为党内监督重要原则

 
组织内的外部监督作为党内监督的一个原则，其基本概念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党组及其成员实施监督，由这个党组织之外负有监督责任的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进行。

　　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大课题，党中央、中央纪委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党内监督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难题，难就难在执政党如何有效地自己监督自己。学习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军事思想，不妨将党内监督视为“战略的内线作战”，将对某一具体党组织及其成员的监督视为“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进而可以提出一个党内监督的新原则——组织内的外部监督。这一原则的提出，将对党内监督工作的理论、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组织内的外部监督的基本定义
　　组织内的外部监督作为党内监督的一个原则，其基本概念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党组及其成员实施监督，由这个党组织之外负有监督责任的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进行。
　　组织内的外部监督不是在党内建立反对派、别动队。其监督权力有所转移，但不变更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党组基本的地位、职权、作用。其监督方式，坚持以政党的方式进行，不搞党内公检法。其根本目的，是克服权力干扰、利益干扰、人情干扰，提高监督工作的有效性。
　　组织内的外部监督不是排他的。作为某一个具体的党组织，其原有的内部监督仍然存在。比如，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相互监督，领导班子内分管纪律检查工作的成员的监督，党员按照权利义务提出建议、揭发检举、向上级组织报告，等等。
　　组织内的外部监督也不仅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一种纵向的监督，组织内的外部监督则包括了纵向和横向的监督，强调的是内部与外部的区别，把一部分监督权从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党组内部分离出来，对其实行多维度的异体监督，有利于解决上级监督的疏漏和内部监督的弱化。
组织内的外部监督的实践基础
　　组织内的外部监督作为一种监督原则，是一种理论创新，但党内监督的鲜活实践，早已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实践措施，有些属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有些则不完全属于这个范围。
　　2003年12月中央颁布的《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了监督的10项制度，其中的重大问题的报告与请示、信访处理、巡视、舆论监督等，都可以归入从外部对党委（党组）进行监督的范围。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措施频出，越来越趋向于强化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来解决内部监督效果不好的问题。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为主”“两个全覆盖”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按照规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的“两个为主”：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限制了党委（党组）对自身存在问题的自由裁量权和处置权，增加了各级纪委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
　　《决定》还明确规定了加强派驻纪检机构和巡视工作的“两个全覆盖”：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实践中，中央和省级派出纪检组多采用对几个部门综合派驻的方式，其人员的人事任免、经费保障等全部由派出纪委负责，不再参与驻在部门的工作分工，减少干扰专司监督；中央巡视组在巡视省部级党委（党组）的过程中，向下延伸一级到两级，实现了深化对省部级的了解和下向延伸监督的作用。
　　2016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更是努力把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推进到刚性化的阶段。
　　近年来，很多市、县针对基层直属部门单位小、人员少、人情重、监督力量分散薄弱、监督效果不好的情况，把派驻纪检组从驻在部门剥离出来，成立了联系若干部门的纪工委或协作组；有的试点单位干脆把派驻人员全部收归派出纪委，实现集中的、规模化的、专业化的管理；在全覆盖的问题上，实现了有效监督工作的全覆盖，而不是简单的监督人员的全覆盖。加大了外部监督的力度，效果特别明显。
　　另外，在国家治理的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进一步排除外界因素对司法工作的干扰，促进司法独立、司法公正。
　　组织内的外部监督的必要条件
　　采取组织内的外部监督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
　　必须有布局的空间。把监督的主要或部分权力从一个党组织内部分解出来，由纵向或横向的其他力量来行使，为的是避开“同体监督”的种种弊端。纵向上应当有一级甚至二级以上的空间，横向上则应当以“关联不多”做最低空间标准。我党8800余万党员所在的各级党组织，与整个国家的行政、司法、事业、国企等单位基本匹配设置，空间大到了任何个人无法左右的程度，给组织内的外部监督提供了布局的足够空间，完全可以组织起多维度的监督制约。这种优势是世界上其他所有党派都不具备的。
　　必须有实际的需求。有需求才有动力。在长期执政的环境下，地方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党组自我监督的效果弱化，出现了内部监督难、一把手监督难、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化等等情况。而很多在管理层面的努力，提要求、定制度、搞教育、抓整改，效果不尽理想。向改革寻思路、要效果，已经成为全党的一种共识，一种迫切的需求。
　　必须有惩戒的支撑。没有惩戒监督就没有意义。内部监督“拉下脸”很难，“打板子”更难，因此才会功能弱化。外部监督一定要把惩戒这个“脊梁”挺起来，才能实现使监督更有效的目的，否则什么样的原则、模式、体制、机制都是银样蜡枪头，不如不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把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改革监督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必须有顶层的推动。中国共产党能够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具有自我革命的意识和能力，但不等于说每个具体的党委（党组）都能够自己革自己的命。相反，我们的很多改革之所以不成功，正是由于把改革的权力赋予了地方、系统、部门自己，他们在改革中顾及利益，不能彻底革命，而是边改革边争取新的利益。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中央屡出举措，决心之大、推力之大毋庸置疑。同理，把监督自己的权力交给别人，尽管是组织内的人，也是一件不太舒服的事情；把对别人的监督权收上来，几乎等同于触动别人的利益，也非易事；改变一贯的模式，不同意见会非常之多。因此，强有力的顶层推动是非常必要的。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崔晗）
 

党风建设要从高级干部抓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的作风建设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这一论断抓住了党风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抓党风建设就从高级干部抓起，他的许多论述在今天读来还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高级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人民群众，带坏风气
十年“文革”，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一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追求享受，搞特殊化，还纵容子女违法乱纪。邓小平深刻分析了高级干部搞特殊化带来的多方面的恶劣影响。首先，导致脱离群众，带坏了社会风气，邓小平说：“高级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如果对个人、家庭利益关心太多，就没有多大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其次，高级干部特殊化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说：“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高级干部特殊化还是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高级干部带头事情就好办了
己不正，焉能正人。要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必须先从高级干部抓起。在1978年6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
他充分认识到高级干部在纠正党风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在1979年11月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说：“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如果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因此，邓小平大声疾呼我们的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呼吁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
作风不纯，是党内的危险因素
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在党内、军内、政府系统坚决反对一切不遵守党纪、军纪、政纪的现象。要严格执行《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随后，中纪委连续召开三次贯彻《准则》的座谈会，号召全党开展整风。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提出要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中央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通过整党，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切实纠正不正之风。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和陈云在讲话中都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端正执政党党风，整党不能走过场。邓小平说，我们党现在的状况不是令人满意的，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都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不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法，都要按法律办事
1982年4月10日，中央纪委发出《抓紧对子女的教育是革命干部的责任》的通报指出，我们再次看到，有极少数高干子弟，违法乱纪，无法无天，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领导干部子女，特别是高干子女犯罪，虽然是极少数，但影响很大。如不作严肃处理，就直接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损害党的威信。通报警告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警惕。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讲话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他们的犯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2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又指出：“不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法，都要按法律办事。”他也清醒地指出：“但并不会因为这一两件事就坚定了人们的信心，还要看。”
邓小平还多次批评那种对作风问题思想认识上不重视，处理措施软弱，过于宽大的错误。他说：“现在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在整顿风气中确实有些人要开除党籍，清理一下。前两年抓整顿风气这件事，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犹豫不决，明明白白的案子，这里调查那里调查，这里批那里批，批了调查，调查了批，好几年处理不了。有些案子当断即断，抓住事件的主要问题，查清了就处理，要雷厉风行。”
邓小平关于高级干部作风问题的这些论述和相关举措启示我们：高级干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环节，干部的级别越高，权力越大，作风上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出了问题给党带来的后果就越严重，必须从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制定相关的党内法规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来源：学习时报）
 
　

践行“两学一做”争作“三个表率”

 
 
“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层层立标杆、作示范”，是党内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当前，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落实党章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党员干部既是这次学习教育的参与者，更是学习教育的组织者、推动者，作用十分关键，必须明确目标、深入学习、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争做“三个表率”。
争作“讲政治、守规矩”的表率。各级党员干部应深化对讲政治守规矩的认识，始终以政治为行动方向，以规矩为行事规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要求上来。一是领会从严治党“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新总纲，必须要采取系统学、专题学、跟进学、讨论学等方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的意识，在路线原则上站稳立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时时刻刻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二是把握党纪国法“硬杠子”。要始终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深学细研党规党纪，吃透弄准法律法规，进一步坚定党性原则、强化法治观念，自觉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三是扎紧制度“铁笼子”。要结合深化近年来专题教育实践成果，着眼解决党员干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的突出问题，进一步配套、细化和完善已出台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让各级党员干部明规矩、知敬畏，示范带动全体党员干部言有所忌、行有所止。四是用好违规“惩戒尺”。结合各级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深入开展执行党的纪律方面问题的专项整治，做到该查处的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迁就。坚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以刚性执纪确保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保密纪律、财经纪律等纪律落到实处。
争作“重品形、树形象”的表率。一要有求真务实的思想品行。坚持求真务实，关键在于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更新思想观念，创新工作理念。二要有表里如一的政治品行。政治品行是为官从政之魂，其核心在于“忠诚”。忠于谁、代表谁、服务谁，从来都是政治立场上的分水岭，政治品格的试金石。党员干部要带头在政治上坚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权威，落实决策批示毫不含糊、不打折扣；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三要有民主法制的领导品行。民主法制是现代社会政治的显著特征。讲民主、重法制是党员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也是其党性品行修养的重要方面。要把讲民主重法制作为重要素养来历练，作为工作习惯来养成，作为自觉行为来实践。四有廉洁行政的道德品行。党员干部廉洁与否最直接地体现在为谁掌权、怎样用权上。党员干部应清醒地认识权力是谁给的，用来干什么，防止把权力异化、私有化、工具化，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一个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干部。
争作“敢担当、有作为”的表率。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把敢于担当、勇于任事作为人生修为和为官从政的时代课题来回答与践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发展的蓝图绘就、目标明确、举措已定，就是要通过各级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使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要有在党爱党在党为党的忠诚心。要把对党忠诚作为自己的思想灵魂，始终坚守党的品质、践行党的宗旨，完成好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二要有实事求是谋事干事的踏实劲。担当作为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决策科学、做事靠谱，谋事有基、成事有道。谋事干事要科学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认真遵循事物的规律。要坚持实践第一、突出问题导向，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本地本部门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无论哪一项工作，都要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措施和办法。三要有心里始终装着群众的真情怀。担当作为体现了党员干部亲民爱民的高尚情怀。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群众满意作为干事创业的目标，发自内心地谋划为民之策、躬行为民之举。四要有能够挑起千斤重担的铁肩膀。责重山岳，能者当之。要有迎难而上的精神、破解难题的能力、较真碰硬的底气。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面对兰考自然灾害的肆虐和贫困落后的实际，不畏难、不退缩，一开始就立志“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他走到哪里，就把“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带到哪里，用实际行动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担当有为的典范。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戴启远 安徽省淮北市市长）

带着问题学,对着问题改

 
 
衡量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党员干部“两学一做”搞得怎么样,不是看文件发了多少个、会议开了多少次、总结材料多少字,而是看真正解决了多少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全党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人民群众最期盼的是解决问题,最反感的是形式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提出要突出问题导向,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可见,衡量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党员干部“两学一做”搞得怎么样,不是看文件发了多少个、会议开了多少次、总结材料多少字,而是看真正解决了多少问题。
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一样,突出问题导向是“两学一做”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部分地区和部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并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联系党员干部思想和工作实际,把解决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务求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云山同志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引导党员干部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带着具体问题学、对着突出问题改,在坚定理念信念、增强宗旨意识、强化纪律观念上取得新进步。
突出问题导向,是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是否落到实处的最有力标尺。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流于形式、走过场,对于每个党员来说,坚持问题导向就是不回避、不掩饰问题,把合格的标尺立在解决问题的效果上,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在对重大问题的立场上,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处理问题的态度上。对于每个基层党组织来说,坚持问题导向就要保持教育的及时性,发现问题即知即改,排查隐患、堵住漏洞,补齐短板,迎头赶上。
把解决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也是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密切党群关系的过程。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突出问题导向,就是要对照党章党规查摆自身问题,牢记党员身份,尊崇党章、遵守党规、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是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就是要保持政治本色,把理想信念体现为行动的力量,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就是要自觉践行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筑牢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什么是作秀,什么是真正联系群众,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因此,“两学一做”的这个学只能是扎扎实实的学,这个做必须是扎扎实实的做,决不能虚晃一枪、敷衍了事。老百姓看我们有没有动真碰硬,主要是看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当前,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必须列出清单、主动认领,责任到人、挂账销号,用责任清单倒逼主体责任,决不容许搞变通、玩猫腻。对遇到问题打马虎眼,党建工作不力,或者把党建当副业的基层党组织,要旗帜鲜明地加以督促指导,限期整改；对理想信念动摇、不能聚焦主业主责的党组织负责人,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教育直至整顿调整。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给群众看。对“两学一做”,人民群众会“紧盯”解决了多少问题。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有的放矢、诚心正意,有诺必践、不说“空话”,有病即治、不搞“空转”,才能让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两学一做”更“有感”。
总之,党员干部是否忠诚、干净、担当,“两学一做”是试金石,也是“磨刀石”。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就一定能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有一个大的提升,砥砺出与党中央治国理政相适应、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干部队伍,从而出色地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新闻  作者：乐水)
 
 

领导干部应坚定文化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来的重大论断。刘云山校长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讲话中系统论述了这一论断，强调领导干部应当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文化担当，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在世界诸大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绵延至今而未曾中断的。这不能不令每一位中华儿女深感自豪。早在春秋战国之际，我们的先人便系统提出和形成了“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等等，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渗透和体现在每一个时代的体制制度和社会生活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国共产党人是植根中国大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这一诞生在西方的科学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就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担负起中华文化返本开新的历史使命，在近百年上下求索中孕育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等等，锻造了一座座伟大的精神丰碑，古老的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绽放出奇异的光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我们赖以建立文化自信的根本，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倍加珍惜、自觉践行、大力弘扬。毋庸讳言，并不是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能如此做到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文化不自信的现象由来已久，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时就渐渐滋生出来了。曾几何时，“全盘西化”成为时髦，有人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人”。甚至曾经连要不要汉字、说不说汉语都成为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国门再开，人们有了比较，又出现诸如“外国月亮比中国圆”“黄色文明不如蓝色文明”之类的论调，积久造成一种“国民经济越来越强，文化自信却越来越弱”的怪象。这种文化自卑，社会上有，濡染于社会之中的领导干部自然也不能免。
还有一种声音，说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失范失序现象，归根究底是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没有信仰。这成了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的“铁证”。但事实上，历史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宗教。我们没有圣经而有古典，没有神殿而有宗庙，没有神的教谕而有历史的教训，没有永遭惩罚的地狱而有遗臭万年的历史耻辱柱，没有进入天堂的永恒至福而有写入青史的千古留名。孔子那句“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的铮铮誓言，不就是今生中国人的来世追求吗？
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华文化事事都好，已经到了不用学习别人、可以故步自封的地步。中华文化从来没有这么自大和狭隘。实际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载而不绝，根本的就在于它胸怀博大、开放包容，就在于它因时而变、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正代表着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实践进程，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们有着高度的文化自省和文化自觉，既反对传统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融合贯通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是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中是关键少数。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领导干部是否能够坚定文化自信，是否有文化自强的责任担当。只要我们牢牢站在中国大地上，把握住历史、现实与未来，把握住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把握住当今世界文化的交锋、交流与交融，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深沉而坚定的文化自信，就一定能够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推动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就一定能够在文化发展繁荣中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来源：学习时报）

 

党员应该有怎样的“朋友圈”

 
 
在现实生活中，在虚拟网络上，几乎每个人都处于各种各样的“工作圈”“生活圈”“交际圈”“朋友圈”。
如果说“工作圈”反映着一个人的“面子”，“朋友圈”则反映着一个人的“里子”——“熟人”之间，更容易显露一个人的真性情。
那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有怎样的“朋友圈”？在“朋友圈”里，我们又应有怎样的言行？
多些君子之交、群众之交，少些利益之交、权钱之交
在一些人热衷于“混酒场”“交朋友”“拉关系”时，大城县第一中学常务副校长杨明章，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雅好”：与书为友，以书会友。
杨明章爱读书，也酷爱藏书，如今藏书已经超过5000册。早在2006年他就开放自己的藏书，成立了“笑长书屋”，一届又一届学生在这里汲取营养、陶冶心灵。
2015年初，他发起成立了以服务中小学教师为主旨的燃灯者读书会，并创办了燃灯者公益书屋。目前书屋已拥有高品质图书4800余册。
随着读书会影响越来越大，申请入会的人越来越多。为此，他们又相继成立了大城一中读书会、凌燕诗社、大城亲子读书会等，作为燃灯者读书会的分会。如今，读书会的会员已发展到几百人，涉及很多行业、部门。
燃灯者读书会定期举办活动，向会员推荐一本好书，两周后再一起交流读书体会。
大城团县委副书记王家婷是一名年轻党员。加入读书会后，她不仅经常参加活动，还自费为书屋捐书。在她的带动下，团县委的几名干部也纷纷加入了读书会。
在燃灯者读书会的示范带动下，大城县人武部、农行大城支行等也办起了自己的读书会。
“读书其实就是交朋友，在生活中不可以没有朋友，更不可不读书。”杨明章欣慰地说，与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读书，交流读书的心得，共同进步，这种“心灵之约”，比大吃大喝有意义得多。
“80后”党员、河北月洋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王月洋，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那就是他发起组建的“道德90后”公益团队。
“大家本来素昧平生，通过报名、选拔才聚到一起。”王月洋说，是爱心和责任将大家凝聚的。
“道德90后”团队自2014年成立以来，经常在大学开展活动，已开展各种励志、公益性主题演讲30余次。开展公益活动50余次，参与志愿者数量超过3000人，上万人从中得到帮助。
今年3月份，看到省会市区的环卫工人很辛苦，王月洋萌生了为环卫工人送豆浆的念头。倡议发出后，很快就有人报名参加，“一杯豆浆送温暖公益行”活动从此启动。
每周六凌晨，王月洋都和伙伴们一起制作热豆浆。然后，从红旗大街南二环路口一路向北，只要见到环卫工人，就递上豆浆、鸡蛋，几个月来他们已累计送出1000多杯豆浆。
义务支教、义务演出、义务植树……“道德90后”团队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在朋友间广泛传播，又把更多的年轻人吸引进来。
7月10日，他们组织的2016暑期支教志愿服务团正式出发。由10名大学生组成的小分队，开始了在平山县高洼村为期三周的支教。
“同公益交朋友、同志愿者交朋友，我认为这是当代生活的时尚。通过参与志愿服务，党员可以把根深深扎入泥土，更深入地了解民情，激励我们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王月洋这样“总结”自己的心得。
“人生不能没有朋友，当今时代更是如此。但对党员干部来说，同什么人交朋友、如何对待朋友间的交往，不是单纯的个人喜好问题，而是关系到党性品行、做人为官、修身用权。”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孟庆云说，交什么样的朋友，反映着一个人的性格品格、追求趣味。有的党员干部交友不慎、没有底线，与溜须拍马的人交朋友，或与无良商人“勾肩搭背”，或搞“江湖义气”，结果被所谓“朋友”拉下了马。所以，党员干部应自觉端正“交友观”，慎重对待“朋友圈”。要多些高尚追求，少些世俗人情；多些君子之交、群众之交，少些利益之交、权钱之交；多交益友诤友，少交媚友损友。
虚拟的“朋友圈”，也有党员形象和群众路线
除了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圈”，如今，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还构建了虚拟的“朋友圈”。有事儿没事儿刷刷手机的“朋友圈”，已成为不少人的生活常态。
对于微信“朋友圈”，曾有人以为是私人空间，有言论自由。但孟庆云指出，微信“朋友圈”是信息传播的一种重要渠道，具有媒体属性，所以不属于私人空间，而应属于公开场所。如果党员干部通过微信“朋友圈”妄言妄语、胡言乱语并被广泛转发，就会造成恶劣影响。
孟庆云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有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等行为的，要视情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这为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划出了“红线”，应切实遵守。
另外则有一些党员干部在微信“朋友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么像“鸵鸟”一样“潜伏”，除了“晒”出好山好水好风光外极少“冒泡”；要么像“中转站”一样，转转“心灵鸡汤”、养生信息，与火热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
对微信“朋友圈”“敬而远之”，还是“乐在其中”？省政协副秘书长任会君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方式，发正声、发实声、发美声。
2015年初，他初涉微信“朋友圈”，最初是为了方便和在外地读书的孩子交流沟通，没想到成了微信“朋友圈”的“铁粉”。1年多来，他几乎每天发文，还建了自己的公众号。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在微信‘朋友圈’里确实应该提高辨别力，自觉做到不传谣、不造谣，但不露头、不发声，也不是一个应有的状态。”任会君则认为，现在各种声音充斥网络，党员干部就要敢于“亮剑”，解疑释惑，激浊扬清。
7月19日以来，我省多地遭受暴雨洪灾侵袭，部分地区受灾严重。网络上有些人散布洪灾相关谣言，“多个水库放水、一个村庄死了700多人”……引起当地群众的恐慌。任会君坦言，他也在网上看到类似的新闻，但并没有转发，而是从当地媒体及权威部门了解消息。同时，还将各级政协系统参与抗洪救灾的举措发到“朋友圈”，向全社会传递正能量。
诞生已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已经过时了？6月30日，任会君在朋友圈中转发了光明日报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会过时》，其中指出，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不会过时，而且完全能科学解释和逐步解决当代中外重大经济难题。
“好的文章，有思想、有见地，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央和省里的大政方针有指导意义。”任会君深有体会地说。
除此之外，任会君还把机关的工作动态及自己创作的诗歌，发布到“朋友圈”里。他创作的组诗《子弟兵的呼唤——平山团记忆》发到“朋友圈”后，已有5000多人浏览，很多人留言点赞。
“群众到了哪里，民意到了哪里，领导干部和群众工作就要到哪里。移动互联时代，需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孟庆云说，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及时补上媒体素养这一课，善待、善用微博、“朋友圈”等新媒体。
省司法厅驻平山县上三汲乡精准脱贫工作组，就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尝试。
今年初，工作组来到平山县上三汲乡的南七汲村、中七汲村和蒲北村，通过调查了解，帮这些村制定了发展土豆种植脱贫致富的思路。今年4月，他们还建立了“情系人民”微信群。党员干部不仅在群里发动群众种土豆，还想方设法帮村民传递土豆销售信息。如今，该群成员已增加至108人，除了工作组的干部，还有平山县委组织部、上三汲乡党委政府和南七汲村的党员干部。
“中七汲的土豆被订购一空，明天就送货了。”“南七汲的土豆被订购了40吨。”“蒲北村的土豆也要送货了”……目前，3个村300多户贫困户种植的近500亩土豆，已全部销售一空。仅此一项，就增收100万元。
“驻村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党员，决不能让老百姓把驻村干部当成‘水中的篮球’‘井底的葫芦’，光下乡不干事。”驻村干部、省司法厅副巡视员任建庆说，为随时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想出了建立微信群这个办法，没想到效果还不错，既方便了沟通，又加强了联系。
“一个人的手机通讯录，是其‘朋友圈’的真实反映。党员干部的手机通讯录里保存的群众电话号码多，那才叫群众关系好。”孟庆云说，李保国的手机里存有几百个农民的电话号码，是其“接地气”的很好例证。广大党员干部应向李保国同志学习，通讯录里、“朋友圈”中，多些辖区群众、服务对象、弱势群体，多些“民味”。移动互联时代，除了要能和百姓坐到一条板凳上，还要能和他们建立通讯“直通车”，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党群干群“心连心”。
（来源：共产党员网）